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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贵族（labour aristocracy）
霍布斯鲍姆指出，“工人贵族”用语“似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使用，至少已用来描述工人阶级某种特殊的上层”（见“参考书目” ②,第27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一篇政治述评（1850年10月）中指出，宪章运动已分裂成两派，一派是革命者，“生活在真正无产者条件下的工人群众是属于”这一派的；另一派是改良主义者，它包括“小资产者和工人贵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9页）。以后列宁也把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同工人贵族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他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写的著作中，证明“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66-167页）。麦克期·阿德勒在研究工人阶级同法西主义关系中（见“参考书目” ①），把工人贵族归结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权阶层”，它“已经把自己从无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中深深地分离出来”，对保守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负有责任。阿德勒的分析最后把工人贵族概念同“资产阶级化”的概念（恩格斯在19世纪80到90年代的书信中已经使用这一概念）联结在一起，从而指出了当前争论的要点。霍布斯鲍姆断言（见“参考书目” ②），19世纪末英国工人贵族约占工人阶级的15%，他进一步考察20世纪的变化，特别提到了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这一“新工人贵族”。这表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跟工人阶级地位较为普遍的变化和新中间阶级的增长相形之下，工人贵族也就成为一种不那么重要的现象。
（TBB）
参考书目
① 麦克期·阿德勒：《工人阶级的变态》（1933），载博托莫尔、古德主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世纪英国的工人贵族》，载《劳动者》，1964年英文版。
③ H．F．穆尔豪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贵族理论》，载《社会史》1978年第3卷第1期。
劳动力（labour power）
劳动力就是从事增加商品价值的有用劳动的能力（参看商品条目）。工人出卖给资本家换取货币工资的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同劳动是有区别的，劳动是人类生产力为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实际使用。劳动产品能作为商品买卖。但是，要对劳动本身即生产活动的买卖这一概念赋以确切的含义，却是不可能的。不能出卖劳动产品的劳动者必然出卖劳动力，并同意从购买者的利益出发和在购买者的指挥上消耗其劳动，以换取一定的货币量即工资。
劳动力范畴是在用劳动价值论解释余价值源泉中提出来的。资本家支付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又出售商品换得比他支付的货币更多的货币。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经常不断地出现，只是由于存在某种在使用时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这样一种商品，而且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商品；因为在购买和使用劳动力中，资本家榨取了劳动，而劳动就是价值的源泉。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看，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于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小于他们所榨取的由劳动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资本家按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或者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但是这只能解释个别剩余价值，而不能解释整个生产体系的剩余价值，因为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价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产者失去的价值。
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就是“自由”劳动者阶级的出现：首先，他们有“自由”处置自己劳动力的合法权力，以在交换这一限定的阶段中同潜在的购买者谈判；其次，他们同样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因此，劳动力现象要求消除奴隶制和农奴制，消除对人们在交换中处置自己劳动力权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生产和出售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迫使他们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力（参看原始积累条目）。
尽管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的一种商品，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点，并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尽管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出售的一种商品，但是这一商品的生产却同其他商品不一样。劳动力的生产是工人作为人的生物上和社会上的再生产。这一复杂的再生产过程涉及在总体上和资本主义关系或商品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在极为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由不拿工资的家务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较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常常是由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这些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观念形态；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参看家务劳动条目）。
其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劳动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样，为了使用劳动力，购买者即资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间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关系。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引起了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超出通常谈判商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工资）范围的附加的斗争条款；引起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上的斗争。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上的和政治上的问题。
最后，劳动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转到了资本家手中）相异化，同对劳动产品的控制相异化。在劳动力商品出现后，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再现为工人同他或她的劳动和产品的异化。
尽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在对价值理论的有条理的阐述上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能解决“劳动的价值”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乱，在有些场合“劳动的价值”指的是工资，在其他一些场合指的却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概念分解为劳动、劳动力这一对概念，消除了这种混乱（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和第17章）。这就使我们明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资本家的工资这种交易，发生在生产之前，发生在产品中价值的出现之前；这也使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生产占有剩余价值的确切机制。马克思把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这一发现，看作是他对经济科学作出的最重要的积极的贡献。（参看剥削；社会必要劳动；抽象劳动条目）
（DF）
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劳动过程就是劳动据以物化或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的过程。在这里，劳动就是从事劳动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识地改变了。因此，劳动过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劳动本身，即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第二，劳动所作用的对象；第三，用于从事劳动过程的资料。通常由先前的劳动过程所提供的那些劳动对象被称为“原料”。劳动资料既包括基础结构或同劳动过程间接相关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这样的劳动借以影响劳动对象的直接要素。它们总是以前劳动过程的结果，它们的特点既同劳动发展的程度有关，也同劳动在其中完成的社会关系有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一起被称作“生产资料”。由于劳动的作用而改变了劳动对象，这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我们同样可以说，劳动已对象化了。由于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过程所消费的使用价值，因此，这一过程就是“生产消费”过程。由于使用价值由此而被生产出来，因此，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所完成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
劳动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这对所有的人类社会形式都是共同的：人们一方面依靠他们的劳动这一主动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无生命的世界这一被动要素。但是，为了理解劳动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劳动过程在其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作一考察。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也购买劳动力。然后，资本家是通过使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在他们的劳动中消费生产资料而“消费”劳动力的。这种劳动是在资本家监督、指挥和控制下完成的，所生产的产品是资本家的财富，而不是直接生产者的财富。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已购买的物和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产品就属于资本家（参看资本；资本主义条目）。
这些产品对资本家具有使用价值，只是因为它们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目的就是生产在价值上超过生产过程中消费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值的商品。因此，这种生产过程既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的劳动过程，也是创造价值的增殖过程；增殖过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差额。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关键，就是把劳动力的价值同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增殖的价值区别开来。只有后者超过前者，剩余价值才可能创造出来。再者，资本控制了劳动力，这是由于人们在历史上同生产资料分离开了，因此人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只能进行工资交易。而资本家控制劳动，这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是在资本家监督下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被迫完成比维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劳动。因而资本是一种强制的社会关系。
劳动过程涉及的是生产的质的运动，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内容的、生产某种特殊产品的过程。从量的观点来看，价值创造过程把这一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对象化的劳动，对象化的劳动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按照社会必要的持续时间加以衡量（参看贷币条目）。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一旦价值创造过程超过一定点继续下去，我们就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式，或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在现代许多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在用语上存在着某些不准确之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往往被确定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不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坚持区分这两个过程，对于坚持为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的两重性是重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具有类似的双重特点。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是用于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资料，工人在实体上同生产资料发生联系，生产资料成为劳动活动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本质要素。然而，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就是用于吸收劳动的资料。在工人消费作为生产活动物质要素的生产资料（劳动过程）的同时，生产资料也消费劳动，以使价值得到增殖（增殖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一旦资本家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就立即转化为资本家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即有私人财产权证明为正当的、并最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的所有权。已经对象化的劳动或死劳动和运动中的劳动力或活劳动之间关系的这种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就是对以生产资料价值为一方和以他们所拥有的自行增殖的财产即资本为另一方的混淆。这样一来，就把生产资料看作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而实际上只有劳动才能够生产出东西来。（为了进一步理解这种颠倒的观念形态，参看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条目。）
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况的这一阐述，强调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区分了他称作的“劳动对资本从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同前资本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第一种形式出现于资本主义从以前的生产方式产生的过程中，它涉及的纯粹是榨取剩余价值方式上的转化。为了描述这种在迄今为止劳动得以完成的同样的生产技术基础（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所有的个人之间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封建城市中行会生产和封建乡村中农民生产的特征都在现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劳动条件商品和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间只是一种以买卖为基础的关系，只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由于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并没有改变劳动过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长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目的长度。马克思认为，形式从属是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它存在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最后30年，在这一时期，劳动过程最初以协作为特征，后来又以工场手工业为特征。但是，随着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劳动过程本身不断地发生转化，或者说发生了追求生产率提高的革命化。机器成为劳动过程的主动因素，它把连续的、统一的和重复的任务强加给劳动，并使强制的严格的工厂纪律成为必需。科学知识作为机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随物，创造了一种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等级制度，先前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分工被消灭了（参看分工条目）。马克思把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及其生产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并把它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英国进行“产业革命”之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不断地转化为追求价值积累的劳动过程，一般地说，这标明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之后，大约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几乎没再作过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极为成功。马克思逝世以后，工厂生产的发展似乎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著述。尽管有萧条、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等等，但是，在追求生产力增长中对科学的利用，还是引起了资本主义极其巨大的增长；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看作是劳动过程的必然的组织形式，而不论社会生产关系为何。这就是说，技术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独裁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本质则被看作是占优势的生产关系的机能。这同一种不同的观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把历史解释成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技术的发展被看作是一种平稳的、直线的前进过程，它决定了特定的时间点上的合适的生产关系。技术而不是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动力。列宁在热情地把弗雷德里克·温·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作为苏联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时，极大地推进了这两种观点。1918年列宁对泰罗制的评论就是：
“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在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页。）
这种策略对苏维埃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起了步人后尘的影响作用，因为苏维埃的劳动过程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对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回顾起来或许并不令人惊讶，1929年到1932年苏维埃工业化就是依靠大规模引进资本主义技术，然后再对这些技术进行模仿；在复制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苏联始终存在着难题。如果要想说明技术是如何地由阶级关系决定而不是适得其反的话，那么这倒是一个十分清楚而又有争议的事例。
历史上“技术主义”概念在西方所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正在变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分析变得停滞不前了，从而使各式各样的后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的社会学应运而生，这些社会学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从6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新发现上来，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复兴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布拉维尔曼著作的出版（见“参考书目” ③），证明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和阶级结构演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见“参考书目” ⑥中的某些例子）。布拉维尔曼的分析结构围绕着作为资本主义根本动力的资本积累，恢复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扩大和劳动贬黜同时发生的理论。关于前者，布拉维尔曼的分析涉及垄断资本主义，他强调垄断资本主义中管理和机械化的发展所具有的特别的重要性。寡头大公司的出现、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国家经济活动的发展，综合成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即证明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布拉维尔曼特别强调劳动后备军的特征和构成的变化。强调性别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在办公室工作和劳务产业的劳动过程和职业上的变化。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劳动的贬黜，特别是对手艺劳动的贬黜，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不断关心的是使劳动变得低廉，关心的是通过排除有碍于资本实现其重新组织生产的企图的一切技能和知识来保证对劳动过程实行有效的控制。布拉维尔曼认为，这后者构成了通过对手艺技能的贬黜而形成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一般趋势。
对布拉维尔曼著作的批判（见“参考书目” ④，该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目录）大体上集中在：他试图把现代工人阶级看作是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阶级，从而避开了对工人阶级意识、组织和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人们认为他的这种方法使工人阶级仅仅成了资本的对象，即被动地适应着增殖动态的变化，这就忽视了在生产的一定点上阶级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的关键的方法（见“参考书目” ⑦）。此外，还可以认为布拉维尔曼的分析表明资本家的控制和统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进行的，而没有考虑到政治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意义；如果把生产内部的阶级关系看作是经常地对资本产生疑难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把政治机构和过程看作是能使这些关系保障资本安然无恙的东西。
尽管布拉维尔曼著作中的工人阶级不论在生产过程内部还是在生产过程之外都具有被动性（或许这部分是由美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见“参考书目” ①,第2章），但是，他的著作对于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注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来说，以及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中心论题提供了焦点和参照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参看积累；阶级意识：剥削；工业化条目）
（SM）
参考书目
① 米歇尔·阿格里塔：《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1979年英文版。
② M．伯格主编：《19世纪英国的技术和苦工》，1979年英文版。
③ 哈利·布拉维尔曼：《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年英文版。
④ 托尼·埃尔格：《增殖和“非熟练” —对布拉维尔曼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⑤ 斯蒂芬·马格林：《老板们在做什么？资本主义生产中等级制度的起源和作用》第1册，1974—1975年英文版。
⑥ 西奥·尼科尔斯：《资本和劳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1980年英文版
⑦ 吉尔·鲁贝里：《结构化的劳动市场—工人的组织和低支付》，1978年英文版
⑧ 拉斐尔·塞缪尔：《世界的工厂—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蒸汽力和手工技术》，1977年英文版。
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Labriola，Antonio）
1843年7月2日生于卡西诺，1904年2月12日在罗马逝世。
拉布里奥拉在拿不勒斯大学学习哲学之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1874年在罗马谋得哲学教授职位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拿不勒斯。最初他受黑格尔主义，后来又受赫尔巴特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欧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教授”。他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唯物史观论文集》（1896年），这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四卷本的开头两卷（最后一卷是在他逝世后，于1925年发表的）。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和重实效的，即使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也拒绝把他全部观念放进一个囊括一切的思想命题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巨大价值就是，它克服了抽象的历史“因素”理论：“由于产生了对一般社会科学的需要，阐述历史事实的各种分析学科就结束了，这种一般社会科学把不同的历史过程统一在一起。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这种统一性的顶点。”但是，这种统一起来的原理必须用灵活的方法加以解释：“决定其余一切的、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机制，即从这种机制中产生的制度、法律、习惯、思想、感情和意识形态是自动的和机械的结果。在这一基础结构和其余一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往往是微妙的和曲折的派生和中介的过程，它并不总是能被揭示出来的”（见“参考书目” ①，第149、152页）。拉布里奥拉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了最初是工团主义（参看工团主义条目）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他对他的学生贝奈戴托·柯罗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1895年到1899年间，柯罗齐发表了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论文（参看柯罗齐在1913年发表的论著）。
（TBB）
参考书目
①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文集》（1895—1896），1904年英文版。
②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社会主义和哲学》（1898），1907年英文版。
③ 鲁吉·达尔·巴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其生平和思想》， 1935年意大利文版。
拉法格，保尔（Lafargue,Paul）
1842年1月15日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1911年11月26日在巴黎逝世。
拉法格的家世极为混杂，他在法国学习医学，但不久就参与了左翼政治运动，起先受到蒲鲁东思想的影响。1866年移居伦敦后，成为马克思家庭的知己，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并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1880年以后长期住在巴黎，不久他成为法国工人党的主要鼓动家，在工人运动中努力不懈地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一直同恩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他是最多才多艺和最吸引人的、虽然不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他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反教权者；妇女权利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他也研究经济问题。1883年他在监狱中写了一部最受欢迎的著作《懒惰权》，在这部著作中，他用一些荒诞的夸张手法来论证工人应当更加闲逸，他是最先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他曾生活在殖民地的这一背景，有助于他对人类学和民族学新领域的兴趣。他最辉煌的著作《所有制的演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部才华横溢的著作。（参看民族主义；发展阶段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 雅克·吉罗特：《保尔·拉法格选集》1970年英文版。
② 保尔·拉法格：《懒惰权》（1883），1907年英文版
③ 保尔·拉法格：《从野蛮到文明时代所有制的演变》， 1910年英文版。
④ 乔治·斯托尔兹：《保尔·拉法格：社会主义的战斗理论家》，1938年法文版。
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通信集》，英文版。
地产和地租（landed property and rent）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地租的理论可以在《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在第Ⅱ册）中发现。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正是这一出发点，使他的理论同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理论区别开来）就是，地租是同土地有关的阶级关系的经济形式。因此，地租不是土地的属性，尽管它受到土地的不同的质量和效力的影响，地租是社会关系的属性。
马克思把地租区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包括两种类型。土地在肥力和位置上的差别，使农业部门内部等量资本取得不同的成果。这些差别就是级差地租第一种类型即级差地租Ⅰ的基础。当不同量的资本运用在土地上，它们再次获得不同的报酬。然而，同一般工业部门不同，比正常资本多获得的超额利润并不会自然地加给个别资本家。其中一部分可能作为地租被占有，这就是级差地租第二种类型，即级差地租Ⅱ。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在农业部门内，资本投入土地的程度受到地权的阻碍，农业的集约发展受到阻挠。在这一部门内，资本家的能力和追求超额利润的动机由于地租可能被占有而受到抑制。
级差地租涉及的是农业部门内部资本之间的竞争；绝对地租则来源于形成价值和生产价格的经济部门之间的竞争。资本流入农业时，资本或者是为了级差地租Ⅱ而集约地投入的，或者是投在新的土地上。在后一种情况中，在存在地权时就必须支付绝对地租，地权的存在不允许无偿地使用土地。但是，这种地租在量上并不是没有限度的。马克思证明，它至多等于产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额，由于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所以这一差额就是一个剩余价值正值。
随着对都市危机中地权作用的分析（参看城市化条目），马克思主义内部目前对地租理论兴趣有所恢复。由此而出现的论著大都反对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并用垄断地租来代替绝对地租；在垄断地租情况下，地租超过生产价格的水平是没有限度的。此外，也没有理由认为农业的有机构成就是较低。法恩认为（见“参考书目” ⑤）这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误解，他证明绝对地租的限度是由于在向新的土地扩展中选择集约发展而产生的。鲍尔认为（见“参考书目” ①）不可能存在一般的地租理论，然而，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和土地这种特殊关系，应当作为理论的基础。此外，决不能把资本有机构成同资本价值构成相混淆。马克思的绝对地租是从阻碍农业内部集约积累的分析中得出的，这是同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不是同较低的价值构成相联系的。默里则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见“参考书目” ⑨），他在支持马克思命题时，证明这些命题对地产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存在及其作用可以设想为同地产的形式无关。
必须承认，对马克思分析的不同解释和突破，部分地是马克思的分析在准备上相当差的结果，这无论在《资本论》第3卷还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都是这样。所呈现的材料常常是假设的价格表格和级差地租表格的记录。法恩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价格和地租不可能从假定的资本、劳动和土地之间的生产的技术关系中得出。它要以在价值决定上正常的资本和正常的地租所构成的东西为基础，这两者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关系必须加以分析。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也考察了前资本主义地租的发展。他把封建地租划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地租形成一个逻辑顺序。它们就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这三种地租同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相联系，例如，最后的货币地租就是以商品生产的一定增长为前提的，是用获得的货币以现金方式支付地租。然而，尽管存在商品生产，但生产方式仍然是封建的。就个人积累而言，马克思这里的分析同对现代不发达的分析有关，因为封建的货币地租形式还存留于和资本相对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地租问题的观点，并批判了其它著述者。例如，李嘉图除了任何经济部门都能取得的垄断地租概念外，就只有级差地租这一概念。对李嘉图来说，地租正是土地的一种属性，即自然的属性，而所有的地产决定了谁应该获得它。斯密在他所赞成的构成价格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价格是由互不相关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部分构成的）的范围内，承认绝对地租的可能性。但是构成价格理论本身是不连贯的，因为这三种收入形式不可能是无不相关地决定的，因此，它们受到纯产品量的限制。通过对这些及其他著述者的批判，马克思试图证明，只有通过对资本和土地的社会关系的考察，才可能对地租作出准确理解。同一般的工业部门相比较，这是一种由于利用土地这一条件而被歪曲了的价值关系。因此，剩余价值以各种地租形式被占有（地租形式只可能在分析上加以区分），不管地租的水平是什么，地权影响了那些对生产资料土地特别敏感的工业的发展。
（BF）
参考书目
① M．鲍尔：《级差地租和地权的作用》，1977年英文版。
② M．鲍尔：《论马克思的农业地租理论—答本·法恩》，1980年英文版。
③ S．克拉克和N．金斯伯格：《住宅政治经济学》，1976年英文版。
④ M．伊德尔：《马克思的地租理论—都市的运用》，1976年英文版。
⑤ 本·法恩：《论马克思的农业地租理论》，1979年英文版。
⑥ 本·法恩：《论马克思的农业地租理论—一个答辩》，1980年英文版。
⑦ 本·法恩：《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第4章和第7章，1982年英文版。
⑧ 本·法恩和劳伦斯·哈里斯合著：《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7章。
⑨ R．默里：《价值和地租理论》，1977年英文版。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1825年4月11日生于布勒斯劳，1864年8月31日在日内瓦逝世。
拉萨尔是社会主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的儿子。他在柏林攻读哲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分子和革新主义者。1848年革命期间，同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发生了联系。他曾被捕，1849年5月经审讯被宣判无罪。1858年出版了一部按黑格尔方式论述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庞大著作，1861年出版了另一部论法律和法的观念演化的著作。1859年他发表了一个论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从而又关心起国家大事来；19世纪60年代初在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国会之间爆发一场宪政危机时，他更显得活跃了。1863年，他组织了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并把该党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
比马克思年轻7岁的拉萨尔，总显示出对马克思的极其尊重，在金钱上和出版事务上帮助马克思，敦促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的写作。1862年在伦敦对马克思的一次拜访中，还提出了跟他合办一家报纸的建议。马克思——更不用说恩格斯了—根本没有回报这种好意。他们不喜欢拉萨尔的过度自负、侈奢放荡的生活方式和浮夸的煽动，他们也不信任他的思想。他的混杂的著作极少赢得他们的赞许；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似乎向他们证明了他对这一问题极为无知，就象是从马克思那儿剽窃来的一样。但他们对他的早死还是表示震惊，他的死是由爱情上挫折而引起的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