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研究

目前有一个顶顶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整个人类的命运，关系着世界文明的前途，这个问题便是；苏联是什么性质的一个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谁都知道，全世界的势力关系是简单化了，大战以前的所谓七强，留下来起决定作用的只有美国与与苏联这二强了。世界上的其它一切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社会制度上，都或大或小地成了这两大国家的服庸，不入于美，即入于苏。完全保持着独立，不像任何一方作“一面倒”的国家，在目前，至少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此种状态，那是绝不可能的。

由于美苏二强所代表的是显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思想体系，也由于这世界上原有的与新生的各种矛盾，以美苏二国为首的人类第三次大屠杀，正在以加速度准备着。在那次大屠杀中，双方祭起了原子弹以及比原子弹更厉害许多倍的新武器，行将带给人类以史无前例的灾难甚至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如果战争终于到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出这个劫数，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这个漩涡。不管愿与不愿，不管自觉与不自觉，也不管主动或被动，全人类无分男女，无分老少，都要参加到那次战争中去。

这情形表示出：在未来的日子中，在战争之前或战争期间，除非有什么事情能打破目前的国际关系（这情形我们以后在说），人们仿佛命定的要在美苏两个势力间做被动的或主动的抉择了。因此，及时于充分地认识美苏这两个国家的性质，以便人们能自觉地选择“一面倒”地方向（如果有一面比较进步的话），或寻觅人类解救的其它方向（如果两方面都不进步的话）成为目前一切有思想人们的迫切任务了。

美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这问题至少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清楚的。他是一个发展到金融垄断甚至部分国家化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虽然积聚了惊人的财富，而且相当保持着传统的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腐朽与反动的面貌与实质，却是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赤裸，以至时至今日，连普通稍有政治头脑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垂死挣扎中的资本制度的罪魁祸首。应不应该拥护美国及其所代表的制度？这问题至少在觉悟的工人中是不会争辩的，甚至在全世界开明一点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也都已不成问题，所以我们在此地不将谈到他。成为问题的，值得我们谈论与慎重研究的，乃是关于苏联这一方面。

苏联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个国家呢？这问题对于目前人类中极大一部分人仿佛也是丝毫不成问题的。一听到这个问题，他们会绝不犹豫地对你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因为在那个国家中，已经消灭了地主与资本家，已经没有对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在那里，这些财产属于国家，而国家则是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同时因为苏联农业已经集体化之故，独自经营的农民已经绝少，所以工人和农民已同属于机器劳动者，这个国家一般说来业已没有阶级的区分了

如果苏联是实行财产公有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高出于腐朽的资本制度万倍，代表着人类的进步与未来，当然值得一切人的全心拥护。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与人群，对着他的“一面倒”是必须的，应该的，绝对符合于历史进步的。如果这样的苏联和美国发生战争，那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步与反动、新生与垂死之间的战争，是进行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是世界规模的革命，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或退回野蛮主义的最后关头。对于这样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进步分子，以及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与被屈辱的人，毫无疑问应该站在苏联一边，促其胜利，（而且也容易胜利，）籍以实现人类的大同，完成全球的社会主义，缔造极乐世界在现实人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简直毋须害怕人类第三次的大屠杀。除了基于准备的策略考虑可以表示反对之外，我们简直应该欢迎他的到来，以便愈早愈好的完结这一次人类最后的解放战争、最末一次的阶级斗争。我们现在不是处在可悲的大灾难的前夜，反而是生在大地回春之前的冬末时光了。

苏联究竟是不是像上面所说的，亦即一般人所说的那种国家呢？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

苏联是十月革命的产物。由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之赐，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地主制度于资本制度也被消灭了。此种消灭，在工人阶级与贫农的直接政权之下，虽然不是一下完成的，但到今日，这过程总不能不说是已经完成了。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不再握于某一个人之手，而归于非人格的国家所有了。管理这些工具与资料的人有支配权、使用权，但没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这都是事实。换言之，苏联取消了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实行了财产国有制，这是事实。我们且不问他是如何实现与完成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那末在财产国有制的基础上，是否自动地取消了人对人的剥削，因而最终地消灭了阶级的区分呢？初初看来，仿佛这乃是自明之理。因为财产既属于全民所有，其意即是说，全国人民对于生产工具关系都是一样的了，那就没有什么阶级的差别，也没有什么剥削关系。不过，我们暂且不要性急地就从抽象的推论来接受这样地说法。事实重于理论，且让我们先看看苏联现在的真实的阶级关系。

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自从一九三三年苏联完成了百分之百农业集体化之后，就早已没有阶级的区分了。所以当一九三六年正式公布苏联的新宪法时，斯大林就说苏联已经是“一往不复地”走向了社会主义。因为自从那时以后，苏联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乃是城市和乡村中的工人。独立的农民与独立的小商人与手工业者是微乎其微的。至于人口中不在少数的国家公务员，——党、政、军的官长、各经济与文化部门的主持者与干部，因为不能私有生产工具，而且是由劳动者选举出来，所以在理论上不过是劳工阶级的代表与雇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不同于工人阶级的另一阶级，所以从基本与大体上说，苏联已是没有阶级的国家了，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从初期共产主义走向后期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形式。

斯大林本人这样宣布，成千百万的斯大林主义者跟着这样称道，以至全世界最大多数的劳动者与进步人士都如此相信：苏联是一个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姑且先承认这是个事实，然后在进一步考察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特点。首先，当我们观察苏联时，特别刺目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国家的政治机关达到了空前的集中，完备与庞大。举凡一切国家中的压迫机关，官僚、常备军、警察，在苏联非但没有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为少为微，反而是任何历史上的专制政权所望尘莫及。这现象是太奇怪了。国家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说：他乃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是“一个阶级压迫其它阶级的机关”。可是苏联是已经没有阶级区分的了。即已经没有阶级压迫阶级的必要与基础了的。那么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有力的国家机构，究竟从那里去找得其客观基础呢？在一个没有阶级区别的社会里，反而比有阶级区别的社会更需要（千百倍的需要）有压迫和镇压的机器，这是什么缘故？这又是从何说起？有人说，苏联这架可怕的国家机器，不是为了对内，而是为了对外，因为国内虽然已经没有阶级，因而没有镇压的必要，可是国外，大部分还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这个世界是仇视苏联的，想倾覆苏联的。帝国主义者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会采取一切手段，利用一切分子，藉以铲除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为了自己的存在，为了保卫已经获得的东西和推广这些新东西到新的地区去，他不得不造成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话有一部分理由，但远未圆满答复了问题。为什么？因为苏联本身的发展就否定了这个说法。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苏联，以她的炽热的革命火焰赢得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大仇恨。那时苏联本身地位异常脆弱，国内外敌人的力量则无比地更为强大，可是真正武装工农所建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阶级敌人虽然是无情的，但对于工农本阶级却实行着高度的民主。常备军的制度有计划地配合着民军制，警察机关则除了专门的“非常委员会”（即欠加）之外，确实是“人民的”，与民合一的，官吏除因对革命的优异服务而享有道德上的威望，绝无特权。他们真正为群众所推举，也随时能为群众所撤换。总之，那时候苏维埃国家的无论那一方向都按照公社的道路走，向着简化的、被压迫阶级全体的，逐渐消退的道路走。此后，随着几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苏联国内传统的资本主义分子是几乎全被消灭，国际上则因资本主义危机的更加深刻，其力量也大大减削了，但人们却看见了苏联国家机器的空前集中，空前完备与空前庞大。这时的集中、完备与庞大，显然不是为了对付国内外逐渐削弱下去的资产阶级，更不是同一阶级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监督，而是一个阶级对付别个阶级的，（那一阶级对付那一阶级，让我们到后面再说吧）。

其次，我们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看见了人们中间权利与享受上霄壤般的悬殊。工人阶级内部，普通工人与劳动英雄所得的工资之差，就以达到了十数倍。而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所得的报酬之差则更加惊人。根据中国女作家丁玲的报告，一个作家写两页字的稿费，可抵上一个普通工人十个月劳动的工资。至于苏联的高级官员、大军人、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一般作家所得报酬与所享权利，则与普通工人所得的简直无法比较；前者中的许多人在风景区拥有私人的别墅，坐着自备的汽车，住着自建的住宅，并且银行里存有大量的贮蓄，保险箱里藏有巨额的国债，此外还有奖金、版税，以及说不清的由公家供给的便利。而城市与邻村中的工人则除了仅够维持个人生活的工资与份额之外，连最需的享用品都感缺乏。此种权利与享用上的不平等，一般讲来，是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这又是什么缘故呀？如果苏联真的业已消灭了阶级的差别，则如此大的不平等该是由于什么客观基础？不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上说过，这些缺点（按即指不能一下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一得），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是不能避免的。这就是说，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所得的报酬也还不能一下子平等，因为在那时候，由于许多历史的与社会的原因，人们还只能是“各取所值”的。但这决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不平等些。恰恰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真的踏入了社会主义的阶段，如果真的取消了阶级区分，则各类劳动人们间的所得与所享，智力与体力间的差异，就其整个趋势说，应该是愈来愈小，步步向着平等走。可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见的恰巧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趋向。

第三，当二十年代的后半期与三十年代的上半期，苏联的经济结构由主要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到了所谓完全社会主义。苏联当局为了标志这个转变，曾经庄重地公布了号称全世界最民主的新宪法。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且与这一转变过程相适应，我们看见了一次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清洗。那些整个一代人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老战士，全体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斯大林代表的一派新人所屠杀了。不管新宪法上规定了最美满的人权保障的条文，可是一切对现制度稍稍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的人，都会被秘密警察暗中捕去，判处各种徒刑。越是在革命时代有光荣功绩的人，越是被肃清得残酷无情；非但本人，甚至连家属近亲都株连网罗，无法幸免。这现象也是太难解释了。一个革命正在完成它从来追求的目标时，即社会主义社会正被宣布在稳步实现时，一切终生从事此革命的老战士们，却逐一变成为“人民的公敌”，变成为“法西斯走狗”，以及“资本主义复辟者”，而全体被消灭了。如果从二十年代后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这中间苏联确实消灭了一切阶级，彻底消灭了旧社会阶级的残余，则整个为新社会而斗争的革命者恰巧亦在此时被完全消灭又该怎样解释呢？

仅凭上面指出的三个现象：国家机器达到空前的庞大，集中与完备：特权者与无权者之霄壤分化；社会主义经济的完成，随伴着整个一代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被消灭，就已经给了我们充分理由，叫我们去怀疑目前一般人认为无可置疑的说法，即：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当然，自今以前，除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书本上写过一些社会主义的特点之外，历史上还不曾真正实现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与他以前的所有空想主义者相反，他全不浪费笔墨于未来的新社会的描写。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究竟该是个什么样子，须待将来社会发展的许多具体条件来决定，我们现在却无法知道这些条件。同时人们的理想，从来不会被充分实现出来，有似一个建筑师造成的房子，完全符合于他事先画好的图案一样。譬如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群优秀的头脑曾经描述出许多理性与正义的王国。法国革命时，无数热情的志士，受着此种思想的鼓舞。当广大群众兴起，以空前的热忱推翻那些腐烂透顶的路易十六王朝时，那群高贵哲人的思想曾被归纳成“平等、博爱、自由”的口号，陶醉了一切人，甚至还感动了像黑格尔那样稳健闭关的哲学家。可是这个思想一旦体现在世界上，人们却很快就看出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另一种人压迫人的制度罢了。狄特罗与卢梭的思想，在拿破伦政权之后的法国社会制度中，似乎只成了讽刺。可是在根本的特点上，人们却无法否认这个丑陋的不如理想的革命后的法兰西，正是卢梭们的思想体现，因为所谓自由，原只是商品所有者的自由。所谓平等，也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罢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新法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革命前进步的思想家们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历史时常是这样安排的，它让思想与事实上保持着一定限度内的脱节与根本方向上的一致。然则，对目前的苏联来说，安知他事实上体现出来的血腥而不满人意的制度，是不是马克思以至列宁所揭橥的社会主义呢？

人们有充分理由来这样提出问题。不过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不同，也和他以前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没有妄想发明什么理性与正义的王国，也没有凭空设想什么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他只是研究过去的，尤其是目下存在着的社会，考察其进程，揭出其矛盾，因而发现其法则。他根据了这些真实的矛盾与无误的法则规定了人类自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与手段——这是马克思最大的，亦可说是主要的贡献；他只是在现有客观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内，指出过一些未来社会的特点，——这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是很不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出一张关于社会主义的完美图样，来和苏联现下的社会制度作一对照。然则，人们凭什么来断定一个社会制度之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呢？既然社会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它的更高级的发展与对立，那资本主义社会之矛盾的解决，其罪恶的否定及其“善”的生长，则它纵然能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现存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他总不是社会主义的。

现在且让我们就这些特点，将苏联现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标准”做一比较吧。

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工具的私有权。社会主义首先将是这一矛盾的解决。即首先得取消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之为生产者组成的国家所有，然后为无分阶级的全体人民所有。在这一点上，苏联到达了什么程度呢？谢谢十月革命之赐，苏联一切生产工具与生产手段是早已国有了，同时因苏维埃民主之赐，国家政权是名副其实地操持在工人和贫苦之手的，即操持在全体生产者之手的。从就这一点说，社会主义的是第一个特征，或者在正确些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在苏联是存在了的。但这只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情形。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因为苏联国内与国际的原因，（什么原因我们以后再说），这情形就逐渐地变了。一方面，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之国有化虽愈加巩固与深入，可是在另一方面，苏维埃民主制却确定地丧失了，尤其经过了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三八年这个期间以后，生产者中除了极少部分“英雄”之外，完全被排斥于国家机构的政权之外。生产工具是国有了，却不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全新的，不但未为马克思所预料，甚至为列宁所不及见的现象。这现象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曲折实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生产者处于无产者地位，或处于奴隶劳动者地位，则其制度总不是，亦不能是社会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即由第一个矛盾所派生出来的矛盾，即社会之分成为富有的、特权的、有闲的资产阶级与贫困的、无权的、劳苦终身的无产阶级。在目前苏联这个社会中，凭借着对生产工具的私有，而坐享其利的资产阶级确实已经没有了。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那些生产工具从资本阶级手中剥夺出来，在生产者组成的国家手里掌握了一个时期，却重新又滑溜出来，落入了另一些非生产者的职业官僚的手中。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全部剩余劳动，完全受那些官僚所控制，正犹之乎过去被资产阶级所吞蚀掉一样。如此，苏联虽然已经消灭了地主，消灭了资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仍旧被剥削，仍旧被一群控制着工具与剩余价值的非生产者所榨取。其中略有不同的，只是过去的地主与资产阶级是个别占有工具，而现在的新主人则共同集体拥有这些财富罢了。占有方式的不同改变不了榨取的实质，也改变不了阶级对立的事实，所以苏联是仍然有阶级的，这制度不是，也不能是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个矛盾是生产组织内部的计划性与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全部生产的计划化，根本停止商品生产。在苏联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所见的也只是部分的否定。在国内，生产确实是依据通盘的计划在进行了。商品对生产过程的意义已不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日而语了。因之，资本主义社会因商品生产而必须发生的周期性的危机，这个“罪恶的循环”，至少在不小范围内是可以克服了。但若从国际市场看，即从苏联生产对国际市场的关系说，苏联的生产却还是为商品而生产的。换句话说，苏联的计划经济只是将国内组成了一个唯一无二的大托拉斯，以便和资本主义的其它强国，在国际市场上作利润的追逐罢了。究其实，这只是加紧榨取国内生产者，更加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藉以争夺国际市场，追求超额利润罢了。这样的制度显然不是，亦不能是社会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第四个矛盾，是国际化的生产力与褊狭的民族国家。这一矛盾在社会主义中的解决，必然要是经济上的世界计划，政治上的全球联邦，以及思想上的真诚的国际主义。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倘因特殊有利的民族条件之赐，首先夺取了政权，因而被逼在一国范围内首先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时虽然不能以全世界为基础来通盘计划经济，可是他一定要完全明白一国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以及全世界计划的必须性；在政治上一定要将本国的组织作为全球联邦的起点；在思想上一定要全力着重在世界革命的必要，明白宣布孤立的无产阶级国家与世界革命之间的生死联系。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便是这样宣布，而且这样实行的。可是从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宣布了他有名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以后，苏联在这方面的情形便逐渐不同了。国家的自足经济计划代替了世界倾向；莫斯科中心的集权政制代替了平等的联邦；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代替了革命的国际主义。结果，非但没有解决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的矛盾，而且使这些矛盾以加倍的力量爆发出来。同时为这矛盾所驱迫，莫斯科的统治者就以最坏的帝国主义型的苏维埃扩张主义来假冒世界革命，以新式殖民地的争取来建设他一国的“社会主义”。侵略和压榨其它民族与国家的制度，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的。

上述四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矛盾，目前的苏联都不曾给以解决。或者是在某些部分上否定了这些矛盾。却在另一些部分上继续或扩大着他们；或者是形式上解决了他们，可是在实质上却以改变的面貌再现出来。这些资本主义矛盾的部分否定，这些改变了的面貌，是否还能使我们称苏联的制度为资本主义呢？我们以后将要论到它。不过这样的制度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却是十分明显的。

目前不是社会主义，那它能否走向社会主义呢？他可是一个从社会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却比较方便多了，因为我们能够“引经据典”，能够从马克思，尤其是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出大量答案来。我们上面说过，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正在于这个问题。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一定要先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将自己“组织成一个统治阶级”,然后，能够走向社会主义。不过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新国家该是怎样一种形式,马克思却没有具体回答。因为，据列宁说：“马克思不愿意陷于空想，他期待由群众运动的经验做出答案来。”到了一八七一年，这样的经验是具备了，即发生了巴黎公社，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马克思详详细细地研究了这个经验，写下了《法兰西内战》。在那里他才具体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关而应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认为：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旧的国家机器，组成公社式的新国家。他宣布：公社“在他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阶级反对占有阶级的斗争的结果，是最后终于实现的，并在其中能够完成劳动的经济解放之政治形式。”他又说；“公社应当是一种工具，能用来跟除阶级统治所依据的经济基础。”总之，见到了并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之后，马克思达到了这个结论：由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去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为什么只有这种形式的新国家才能够起过渡作用呢？因为他具有如下的特点：

“公社不是国会式的，而是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

公社革除“向来为国家政府之工具的警察的一切政治机能”，使之“变为公社的负责的，并随时可以撤换的机关。其它一切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公社的一切公务人员，“从公社委员起，都只应领得等于工人工资的薪水。一切国家最高官员的特权与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本身的消除而消除了。”

公社废除了旧政府物质权利的武器——常备军和警察之后，立即就着手来毁坏那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的压力。”

最后，公社使“法官——如像其它的公仆一样，也变成公开选举的、负责的与可以撤换的。”（以上引文均见《法兰西内战》第三章。）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引言里，概括地又说明了公社这些特点的意义。他说：

“公社不得不从最初就承认，获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关来进行统治；如若工人阶级不愿意失去他刚才获得的政权时，则他应该：一方面取消全部旧的，直到现在用来反对它自己的那种机器；第二，保证自己不受他自己雇员与全权代表的危害，宣布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调动与撤换。

“为了反对这种国家机关从社会的仆人变成社会的主人（这种转变，在一切到现在所有的国家中必然要发生），公社采取了两个不错的办法：第一，一切职务、行政官、法官、教员、都任命普选的人去担负，同时确定了根据选举人决议随时可撤换被选举人的权利；第二，一切公社的办事人，不论是上层的与下层的，都只得到其它工人所得到的薪额。公社一般所付的最高薪俸，只有六千法郎。这样，就是没有公社给与代表机关的代表之确定证书（公社是格外的引用了这种证书的），公社也已向争权夺利钻营私利的行为，构筑了有效的障碍物。（引自《法兰西内战》中译本。）

公社这个无产阶级政府既能“保证自己不受它自己雇员与全体代表的危害，”且能防止这些雇员再度成为“社会主人”，当然能够“根除阶级存在”并“完成劳动的经济解放”了，由此可见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与永远防止新国家机器的再度官僚化，乃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问题，亦即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死问题，也就是一个社会能否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问题。列宁和恩格斯一样，也完全在这一方面着重巴黎公社的教训，复述马克思的见解。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到处阐述着这个思想，譬如，他说：

“工人夺得了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关打碎，把它根本毁坏，把它粉碎无余，而代之以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的机关；为了防范这些人变成新的官僚起见，将立即采取那些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分析得很详尽的办法：（一）不仅选举，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二）薪水不得高于工人工资；（三）立刻过渡到使一切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视的职能，使一切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此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见《列宁文选》下集）

不过列宁不但在书本上阐明而已。他和他的两位前辈不同，他更为幸运，他遇到了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根据了这个教训，“做出了”新的革命，并使这次革命获得了胜利，成就了比巴黎公社大到许多倍的业绩。

我们当然不能在这本小册子里谈到列宁如何领导十月革命，但我们必须指出巴黎公社的教训如何帮助了列宁完成十月革命，建设新国家，乃至克服革命后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成功，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苏维埃组织。这个组织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曾经一度出现了的。它和一八七一年发生在巴黎的公社一样，是包含着最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一个普选的民主机关。牢牢地把握着马克思为于国家与革命的见解，列宁在这个新组织身上，立即看出了巴黎公社所曾起过的作用与所曾具有的意义。他决心要依靠这个组织，逐渐排除其内部的妥协性，以便夺取政权，以此作为新国家机关，并走向社会主义。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甚至在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间，很少人能懂得苏维埃的此种意义，更少人能懂得苏维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革命俄罗斯的新的政权机关，由此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全体领袖，竟没有一个人超出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共和国的理想。他们把苏维埃只看成是一个群众团体，藉此可以对临时政府施行压力，且与之分工合作（斯大林）。列宁从国外回来，坚决反对这种思想。在有名的“四月提纲”中，他说：

“不是要有国会制的共和国，因为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国会制的共和国就是倒退一步，而是要有自下而上由全国各地工人、雇农、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

“一切官吏必经选举，并可随时撤换，其薪俸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见文选下集页一九〇）

十月革命就是在这个方针之下胜利了，新国家也就依照了这个方针组织起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变成国家机关，常备军与警察废除了，官吏是直接是劳动者选出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官吏的薪俸不得超过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过去一切的特权与不平等都消灭的无影无踪了。这样的新国家曾经发生了怎样强大的力量呢？

那时候，俄国是经济破产，危机重重。国内被打倒而未消灭的旧时阶级依旧有力，时时蠢动，国际的帝国主义强盗们更是血口大开，进行各种公开与隐藏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军事干涉，必欲灭此“赤祸”而甘心；以至苏维埃政府除将全部力量集中与军事的自卫斗争之外，完全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但因一切合乎公社原则的政治的、法律的与思想的创制，新政权不但获得了最艰巨的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实在成为最民主的工人与贫雇农的国家，使这国家能以稳当与坚定的步子走向社会主义去。

自从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三年这五个年头中，虽然完全不具备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基础，可是由于具备了真正与彻底的工农民主，以至任何人都看的出来，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工人国家，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它一定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因为事变发展的总趋向表示着，在这个国家下面，资本主义的矛盾会被解决，它的罪恶会被否定，他的“善”的方面会被大大的发展。

但因种种原因（什么原因我们后面再说），自从一九二三年以后，苏维埃国家依以建立的公社的原则逐渐被抛弃了，因而，那个发展的总趋向被打断了，改变了，终且被完全被导入相反的方向去了。这个相反趋向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产生其第一个后果：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整整一辈老布尔什维克遭到了驱逐。发展到一九三三——三四年，他标志出又一个临界点，此时一切用以创造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思想文物，除了国有制财产获得巩固与加强之外，全部变成了反对物。公社精神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体制，荡然无存。并且以可怕的相反形象表现出来：国家机关空前强大，其一切传统的附属机构：如常备军，警察，官僚等等则异常膨胀。他们大大超过了所有旧的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不再真正从下面选举出来，随时撤换则根本无从谈起来了。他们的俸给非但不以工人的工资为限，而且享有了连沙皇时代旧官僚所梦想不到的特权；工人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甚至在经济上的地位也降落到无奈的可悲境地。尤其是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反动本质是更加显着了。反动的真叫一般人难以相信。举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例子吧：譬如，此时旧俄罗斯所有的反对幽灵都被复活转来了，连精神压迫的主脑——东正教的全国组织也被正式再建。斯大林这个权越古今雄主的全能工农大皇帝，甚至进入到最腐朽的精神领域中，与神圣的三位一体共存共荣，分享信徒们的膜拜了。

如此违反乎公社原则的国家是一个异常野蛮的压榨制度。它可能造成新的罗马帝国，也可能开辟一个新的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但绝不能度过到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纵使不把目前苏联看成一个业已完成的制度，但就它的发展过程看，从它的趋势看，总是要完成一个最有效、因之最野蛮的人剥削人的国家。它不会消灭阶级，不会消灭剥削，因之也不能造成一个消灭一切压榨机关的社会。

条条道路通罗马；可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却必须经由公社式的国家，早期苏维埃式的工人民主政权。在这里，目的之能否到达，是完全依存于手段的性质的。

目前的苏联既非社会主义国家，又非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那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既然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的产物，而且在它初期的存在中，确曾存在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确曾实行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有力步骤，确曾启发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以无限的希望，它又怎样会堕落成目前那样的制度呢？

让我们先来说明后一个问题，同时先叙述一点关于十月革命的理论根据。

革命前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大家知道的。如果就一国范围说，俄国的生产力远没有发展到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也是清楚的。不但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甚至在相当限度内，还需要有资本主义的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哩。祈以当时俄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许多人都说国家之病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不在于它的过度发展。这些人，也和今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者”一样，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掩护的。从这个经济立场，他们又得出政治结论来：俄国只能有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有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中，无产阶级谈不到夺取政权，谈不到走上社会主义，而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国。

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对这种看法（他们二人之间又有出入，不过此种出入用不着在此地说），尤其是托洛茨基，特别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资产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的必须独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他们认为：俄国在经济上虽然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政治上，在阶级斗争上，却已成熟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此情形中，俄国无产阶级如果借口经济落后而放弃了政治上可以与必须夺取政权的机会，则俄国一定要处在资产阶级反动与野蛮的统治之下。那时候，连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反之，无产阶级如果夺得了政权，拿取了国家这一把扫帚与杠杆，则一方面可以扫清全部落后关系的垃圾，另一方面可以郑重地采取步骤，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走去。

列宁与托洛茨基抱持着这个见解，在一九一七年阶级斗争最适于让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大胆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

不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忘记俄国经济上的落后性。他们清醒地懂得他们能够做什么事，他们不能做什么事。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与俄国特殊的阶级关系，他们因十月革命造成了最新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最激进的生产关系；但他们不能创造奇迹，他们不能在一击之下使古老落后的俄国经济完全变样，一下子提高生产力。因为这个能与不能，十月革命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大的矛盾：或者落后的经济基础崛起来颠覆前进的政治制度，或者，前进的政治制度行将逐渐改造和提高那个落后的基础。

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苏联堕落的可能性，一开始就包含在十月革命发生的条件中的。当然，十月革命的创造者不应该对它负责。他们只是完成了历史必然性赋予他们的任务，他们被逼实行了这个革命，由此使俄国不致创造于解体与衰亡，不至于受高尼洛夫式法西斯的统治。同时，在积极方面，使俄国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无限前程。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在当时，尤其见到了斯大林统治之后，斥责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该实行十月革命，并以俄国的现制度归罪于十月革命，那是革命的叛徒、怯懦者与小资产阶级最坏的功利主义者的见解。任何生命都包含着死的可能，可是谁也不能因为夭折和死亡的可能而拒绝了生。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十月革命是他们对人类历史的伟大功绩，十月革命的堕落丝毫不会减损他们的功绩。他们曾明白地看到这个可能性，具体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且想尽方法，进行了各种斗争，以图阻止它的发生的。

虽然，历史所走的曲折道路，终于还是让这个堕落在苏联发生了。下面我们将简略地说明它开始堕落的经过。

懂得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十月革命发生的情形，也就不难懂得由十月革命中出来的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国家是政治的，即指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可是社会主义却主要是经济的，即指最高发展的生产力的组织而言。俄国那时当然不具备此种经济。当时的国家虽自称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然其真义有如列宁所解释，“是表明苏维埃政权要过度到社会主义的决心——不是承认现实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见《列宁文选》下集，第八九五页）。

工人国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不站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工人国家是靠不住的。工人国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已经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已经毁坏了旧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在政治、法律、经济乃至文化诸方面，业已造成了种种条件，人们籍此可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关系，防止他可能的复辟，大踏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向前走去的道路却不是平坦的，而是十分艰难的。由于俄国这个工人国家处境的孤单及其所承继的遗产的落后与破碎，所以倘若就一国范围说，非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至于最后的完成，甚至连工人政权都难以长期保持。因此，为要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至于成功，十月革命的领袖们便倾全力做着两种工作：一、国内，与贫苦农民缔结巩固的联盟；二、国外，赞助、发动、鼓吹乃至期待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援助。在这两大方针之下，工农的民主政治达倒了史无前例的规模与活沷；同时，国际主义的革命精神也昂扬到无比的高度。俄罗斯这个初生的工人国家，正是凭着这些力量，在内外敌人公开进行的陷境中，还是能度过了种种难关，打退所有敌人，由内战转入和平的建设时期。

俄国的内战与外国的军事干涉，大体上结束于一九二一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十月革命领袖们所最期待的世界革命。确曾在德匈奥等国家发生过，但为了不同的理由，先后都失败了。世界革命的形势虽然尚存，但未能及时前来援助孤军奋战的俄国革命却已是事实了。国内，承接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与三年多国内战争之后，革命政府虽然终获胜利，但民众确实是精疲力竭了，尤其是农民，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征粮政策之下，荷负了长期战争的重担，对于革命政府是怨恨的，这怨恨甚至也影响到一部分城市中的工人与兵士。经济机构全盘瓦解，饥荒严重，民生痛苦，变乱时起。这时候，帝国主义的直接军事干涉虽已过去，但国内工农之间的联盟却有破裂危险，苏维埃政府恰好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要维持这个工人政权，要维持工农联盟，政府在世界革命的外援不至的时候，只能对农民——即国内广大而有潜力的资本主义分子多作一些让步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它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入到新经济政策。在此政策下，农民缴付一定量的粮食税之后，得将余粮售出市场，从而购进他所需的工业品，因此在同时，政府就帮助恢复小工业的生产，准许自由贸易，甚至准许将一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这样做的时候，苏维埃政府是退却了，但不是消极地放弃阵地，而是积极地从事准备，以便一方面恢复破坏了的生产，复兴经济活动，使小商品生产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引导到工人国家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安定不满的农民，并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巩固工人政权，争取时间，藉以促成并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如果这两方面都得到成功，尤其是后一方面，如果西欧的先进国家——首先是德国——能在最近几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挟其较高的生产力以援助苏联，则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很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建设，能够在预见的年月内，实现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反过来说，如果上述那两个前途都不实现，或者只实现了前者，那末苏联的工人政权也是命定要覆亡的。故当十月革命的领袖们提出新经济政策并付之实行的时候，列宁便毫不掩饰地说：

“这样一来——就会在相当的（那怕只是地方性的）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复兴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是毫无疑义的，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见《列宁文选》下集第九〇九页）

列宁绝不漠视这个事实，他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提出了“谁战谁胜？”的口号。他不但号召无产阶级提高警觉，以便抵抗由于对富农让步所引起的必然危机，而且更加注重世界革命的推动与发展，希望获得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助来度过难关。因此，在那时，把俄国革命仅仅看成是一连串革命的开始，仅仅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俄国工人国家的命运待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与世界革命的前途连在一起才能思议，这样的一种彻底革命的国际主义，渗透了所有的思想，贯穿着苏联当时的全部政策，决定了国际与国内的整个方针，没有一个人曾提出过丝毫异议。

但是不幸，历史的进程不一定常常符合于人们最善的愿望。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革命危机，除了在俄国的一部分获得胜利之外，其余国家里的革命却先后失败了。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这一个短时期中，在世界范围内，革命和反革命的双方搏斗中是不利于前者的。随着德国第一个革命浪涛的逝去，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斗争也遭遇了失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勃然兴起；在西班牙，一个半法西斯式的里维拉政变成功，也镇压了革命。统观欧洲因为美国金洋的援助，飘摇的资本主义都大体上站稳了脚。到处的革命风暴都暂时间平静了。在俄国内部，由于新经济政策结果，以及革命和内战之后的必然反拨，要求安定与休息的保守倾向大大抬头。这中间又凑上了列宁的病发，一种官僚的、右倾的、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国内和党内发生出来。这个势力具体地表现于如下的几个事实：农村中产生富农，城市中产生“新资产阶级”，党内与政府中间开始形成了可怕与明显的特权层，党内凝固了一个代表此种社会力量的右翼。

这样的一个保守与反动势力，当然首先要影响到无产阶级新国家的公社原则。作为苏维埃政权初期几年的特征的工人与贫农的充分民主，上下一致的刻苦，高低不分的彻底平权，以及四海一家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逐渐成为那个官僚的、享乐的、特权的与民族的新倾向的障碍物了。这一个矛盾，在一党制的苏联，势必以党内派别斗争的形式爆发出来。

敌对的社会力量很快就在党的内部，甚至在它的高级领袖方面，找到了各自相应的代表者。历史的必然性在这里与个人性格的偶然性结合起来了。经验主义、近视、醉心于个人权势、重组织轻理论、鄙视理想而看重现实，私而忘公的斯大林，天然成了新倾向的代言人；而另一方面的托洛茨基，则因他惯于在长久的历史远景中考察问题，老是将个人命运从属于本阶级的遭遇，深谋远虑，不屑玩弄组织把戏，绝不肯将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业迁就暂时荣辱，为了政见时常不惜与老朋友闹翻，并且带着“不近人情”的浓重的清教徒气息这种种特点，则很自然地成了革命传统的化身与新官僚们厌恶的对象。这样，自从一九二三年起，苏联国内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疲累的革命势力与新兴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革命的公社原则与反革命的非公社原则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共产党内部的左右派之争，更表现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个人之争了。

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初，在久病离职之后，短期间重问政治。他大大吃惊于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的生长。因之他向托洛茨基提议，共同向官僚主义开火，特别向斯大林所代表的党内的同一倾向开火。不幸的很，列宁过不久就第二次受到中风，且是最后一次的中风，使他在逝世之前，不能再从事任何斗争了。

左派发动这个历史性斗争的第一炮是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四十六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提出的宣言。这宣言是对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提出的。它反对党内日趋明显的官僚化，要求恢复内部的民主。接着，托洛茨基发表了名为“新路线”的信，它指出党被一架政治的机器所代替了，到处盛行着指派，消灭了民主选举，讨论与批评，全被禁止，思想上不同的派系不许存在，官僚主义的毒素在窒息党的生机，特权的享有便斩杀了工人国家的生命。此信一出，全党震动，尤其在青年干部中，激起了热烈的同情。结果，由斯大林一系所控制的党的上层不得不表示让步，斥责特权，严厉批判官僚主义，并保证党内的批评权利，声明要以忠实的选举来代替当时盛行的指派。不过这个让步是表面的。事实上，官僚主义的特权一系暗中更加团结了，他们向左派还来的批评反攻。

一九二三年末，德国新革命被断送。一九二四年初，列宁病逝。这些事实又大大加强了反动的一翼。在一九二二年就已开始的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这时更大胆地叫喊出来了。官僚们为了保护富农的利益。拼命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计划。他们要偏重轻工业的发展以牺牲重工业的利益，亦即牺牲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一九二四年，利于安定与后退的反动派，集中火力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且首次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意见，宣布在俄国一国之内，是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至于最后胜利的。一九二五年底，斯大林一系公开攻击托洛茨基的“平权论”，斥责平等的要求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公开将苏维埃政权依以建立的公社原则抛弃了。

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平权思想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者在十月革命中，在与国内外反革命作生死的搏斗中，怀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憎恶一切压迫与剥削，打倒任何特权的享受。空前的革命烈焰燃烧起人间难能的“宗教徒式”的热忱。这时候，新的特权当然无法在革命者中间存在的。但革命不能单单靠共产主义者的热忱。尤其在胜利之后走向政权之实施与巩固的时候，无论在经济或军事方面，需要有大量的专家。这些专家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反而最大多数并非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些人，纵使革命能在相当限度内改变他们的思想，但总不能教他们完全放弃因自己的特殊技能与知识而要求的特殊享受。换句话说，他们凭着自己的专门本领，要求领受高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工人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屈服这些专家们的要求。这是新的不平等权利的起点。

不过这样的不平等是无可避免，同时也不是为害，如果新政权对它有正确的看法与办法的话。所谓正确的看法，就是要明白地懂得和说出，这情形是一种暂时的不得已，它离开了革命的原则；正确的办法，就是要一方面培养共产主义的专门家；另一方面要设法剥削那超过工人工资的余额，使他们不能有大量的财富积聚。列宁当时就是这样看与这样办的。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本小册子上，列宁对这问题就公开地说：

“现时我们却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最高明的资产阶级专门家以很高的‘ 酬 ’金。”——显然，这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的，这些原则要求把薪俸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准，要求在事实上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停止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对资本进攻（须知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布过并实行过把高度薪俸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准的政策。

“……我们用非常高的薪金来吸收资产阶级‘专门家’一事是离开公社原则，如果我们对群众隐瞒这点，那就无异堕落到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水准，并欺骗群众。公开宣布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方法来弥补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就是训练群众，并在实际经验上同他们一起来学习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在将尽一年之后，即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召开的第八次联共党的大会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并指出当时“离开公社原则”到什么程度。他说：战前俄国工人和一个普通专门家所领薪资的差别是“二十倍”，可是当时俄国的“高低相差只到五倍”。

可是列宁已经把这样的差别说成是“向后退了一步”，是“离开公社原则”，甚至将他比做战役中“局部的失败”。所以要公开说出来，提高警觉，要加速培养“红色专家”，并且用很高的按比例累进的房租和所得税等去防阻他们的财富累积。至于在当时的共产党员中，那么由列宁亲自倡导，严格实行着平等的与非特权的生活。当时造成功一种道德空气，任何小小特权的享受都会受到舆论裁判，并使你自己觉得内心不安的。这真是革命，真是旷古未有的被剥削与被践踏者的大翻身﹗一切地主和资本家式的传统特权在革命大镜的光照之下，自然而然显得卑污丑陋而无所存身了。

但是这样的平等空气，在经济破坏与生产落后的基础上，只有当革命在国内外有利情势中不断前进时候，才能够保持不变的。俄国自从一九二一年以后，国内外的情势却逆转了：国际革命遭到了挫折，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局势正经历着大跃进以后的反拔，大胜利过后的小败。这时候，即使没有其它的不利因素，光凭那个“经济的必然性”，即必须将较高新资酬答较高技能与较大努力这个法则，就是以打破“公社原则”而有余了。何况那些不利因素还多着呢。首先，革命与内战的残酷斗争，将过半数最优秀的革命者摧毁了：其次，留下来的那些坐在国家的及党的机关中的干部们，一等革命群众从直接干涉政治舞台上退出去，退回到陋巷，工厂，回复到他们原先从事的日常生活时，在上者的统治意识便不自知的形成了。官吏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产，他们以统治作为长期的专业，这就造成了职业化的官僚。成了官僚便须享有的官僚的特权，哪怕他们最初还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扭扭捏捏，但日子一久，他们就公开贪婪地要求特权，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特权，并且还无耻地发明出理论来辩护这种要求与享受。此外，一切升官发财主义者，夤缘攀附者，投机分子，沙皇时代资产阶级的各式余孽，借着种种机会，钻进国家机关，钻进了党的组织。他们被从“大门赶出去，却又打窗里爬进来”。这些人是要求特权的，但不敢以自己的名义来主张。要反对十月革命的精神，反对公社原则，反对列宁大声疾呼的新国家的指导方针，非有一个，甚至一大批“革命元老”出场不可。这里是新的群众在选择和造成新的领袖了。正和革命高潮时期的工农群众推出列宁和托落茨基来做他们的领袖一样，退潮期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群便将斯大林推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利用斯大林，斯大林也利用了他们，以此打击死了列宁和活着的托落茨基。

如此，自从一九二二年起，特别是一九二三年之后，斯大林派在反对“超工业化”，反对“不断革命论”，反对“平等主义”这三面大旗之下，率领了俄国复活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与官僚，对十月革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纲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以及反官僚的公社原则实施了全面进攻。

不过这个进攻，在最初，绝对不会有胜利保证的。十月革命的火还太炎热，他的经验还太新鲜，传统的力量也太深厚。斯大林一系的攻击开始受着了强烈地抵抗。不过整个世界潮流的方向却帮助了他。德国的二次革命失败了（一九二三年）接着，英国的大罢工又被断送（一九二六年），最后，中国的革命也被同一个斯大林的领导所出卖了（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全世界的反革命暗云凝集起来。这在一方面使俄国的工人阶级沮丧，另一方面让国内的资本主义分子鼓舞。斯大林派凭借着国内外这两股逆流的汇合，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首次给了十月革命的实行者与直接继承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左派，以摧毁性的打击。

这样，从一九二三年开始的俄国革命的第一个反动时期，到一九二七年算是完成了。党内的中右派联盟战胜了左派，意味着国内小资产阶级分子与特权的官僚层，战胜了无产阶级及及其政治上的代表者。如果循此方向直进，则俄国内外公开的资产阶级势力进一步去肃清共产党的中右派，或者利用着后者，籍以正式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指日可待的。“托落茨基主义”被击败的次日，苏维埃政府立即承认了土地出租的合法，这已经是一种十分清楚的征兆了。

不过历史的后退也和前进一样，并非循着直线，而是迂回曲折的。

托落茨基左派的被打败，表示出因十月革命而成为国家统治者的无产阶级，业以确定地被逐出于治权之外。他们又从统治者地位降落至被治者地位了。此时执掌着政府，站在生产者头上的，乃是由群众中来，脱离了群众，而且反对群众的官僚，和新兴起来的乡村与城市的资产阶级。正是这二者的联盟打败了无产阶级与党内左派。胜利了，如果按通常的历史过程说，二者可以合一，或者右派为更右的一派所推翻。这就是说，叛卖了无产阶级的官僚或者为资产阶级所推翻，或者自身也变成为资产阶级。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彻底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中，历史的反动却采取了另一个不同的途径与形式。

俄国反动的第二章，不是以资产阶级分子对官僚层进一步的合流或排除来开始，而是以后者对前者的反击来开始。官僚层的主流，即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系，藉小资产阶级的帮助打垮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经过了一个短暂时间的更向右转，却突然“左”了起来，和昨天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火并。因为得了胜的资产阶级势力，并不以击败“托派”为满足，他们还要前进，要根本推倒共产党，要彻底铲除十月革命的遗产，取消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完全回复到正常的资本主义。这时候“共产主义的”官僚便以十月革命卫士姿态出现了。他们拾起了昨天的左派的政纲——“超工业化计划”，向右边开火。他们在政治上打击富农与城市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言人，在经济上急速发展国有财产，由此去消灭私有经济。

从那时候起，苏联内部所发生的情形，真是史无前例的。它表示出十分奇特的面目，全新的阶级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在过去无论那一次革命史中，都找不到约略相同的例子。

托洛茨基曾经将俄国斯大林的反动，比之以法国大革命后热月党人推翻雅可宾党专政的反动。这个类比若从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的事变看，则在阶级关系和历史进程上都是很适当的。可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一系反过身来和右派及其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势力实行决裂，并在经济与政治上，进一步消灭他们——即，昨天的同盟者——的存在的时候，法国革命中热月反动的类比就完全不适用了（托洛茨基后来自己指出这一点）。因为按照“热月反动”，即革命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反动，革命阵营中的中右派联络右的社会势力消灭了革命的左翼之后，中右派自己也做了反动的牺牲，历史的行程是不断地向右转的。可是在俄国，中右派联盟消灭了左派，中派却很快“左”了起来，跟右派决裂，而且同样地消灭了它。中派联络右方的资产阶级来打败无产阶级的左派，原本是打击社会主义势力，但结果与人们的预料相反，它不是为要恢复资本主义，而仿佛正是为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过，说它是社会主义吧，则在此时建设了的制度中，有许多方面的压迫与榨取，却是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的。打击社会主义不为了恢复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又非走向社会主义；这儿的现象是太新了，太离奇了，致使人们对它的认识非常困难。这些现象如果简单地归纳起来，有如下述的数方面：

经济方面，这时候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农业的全部集体化。二者完成的程度，据官方在一九三八年所宣布的数字：国有财产在全国国民收入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三，在工业总产量上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在农业总产量上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在商业企业的零售额方面占百分之百。这些数字，与苏联发表的一般数字一样，当然不十分可靠，但由此总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有财产制的巩固与发展，以及私人资本被消灭了。

政治方面，这时期中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是一连串震惊世界的清党与肃军。全体老布尔什维克，不分左派右翼，甚至不问是斯大林的仇敌或友人，例如耶奴基次与奥强尼基茨，与斯大林有四十年深交的战友，都不能幸免地被加上“勾结法西斯”或“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荒唐罪名，而遭到枪决了。一切具有批判精神的年青革命者，或多少与十月革命有点传统关系的工人干部，都被秘密逮捕、毒杀、枪毙或永禁于辽远的集中营里。这个反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行动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变为公然的屠杀，继续流了四年血，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初，即到布哈林、赖可夫等十八人被处决为止，全体十月革命与内战的领袖与参加者，除了一些自然死亡者外，几乎无一漏网，都死在斯大林的排枪之下。托洛茨基只以被逐国外，才算延长到一九四0年，方被斯大林的特工所杀。到那时，“共产党”中的共产主义者是被全部肃清了。共产党已经名存实亡。

同时，苏维埃也是名存实亡了。一九三六年《世界上最民主的斯大林宪法》的颁布，实际上乃是工人统治完结的最后宣告，也是苏联工农民主的寿终正寝。从此以后，工人阶级不再有法律上的优越地位了。以前他们至少在法理上还是一个统治阶级。但从那时以后，他们成为“没有阶级分别”的“人民”的一部分。苏维埃不再是主要与直接从生产群众选举出来的自下而上的活泼的民主统治机关，却堕落成自上而下的全部圈定的希特勒式的“全民”政府了。无产阶级对其它人民的独裁，如今变成了“人民”——实则官僚——对无产阶级的独裁。

社会阶级方面，此时发生了如下几个重要的现象：一、斯达汉诺夫运动；二、大批大规模的“劳动集中营”的创设；三、官僚特权阶级的形成。这三个表面上独立的现象，实际上当然只是一个事实的表现，即：苏联内部阶级的新分化及其凝固。五年计划实现的结果，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消灭了凭私有的生产工具来占有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巨额的剩余价值全部为官僚集体所控制，这事实必然又要产生如下的结果：官僚等级的权势增大了，巩固了，于是最后形成了阶级；同时，从这个“国有的”超额利润中，官僚可以比英国资产阶级在四十年前更有可能拿出一部分来，造成工人中的贵族，即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使他们代表工人，对工人阶级起“带头”（应读作欺骗与镇压）作用，并使之成为官僚阶级的构成部分。这样一来，“劳动纪律”自然可以从工人阶级的内外来加强，一切“落后的”，“非英雄的”普通工人就活该倒霉，他们只好安于低微的薪给，安于不光荣的地位，谁教你不做斯达汉诺夫分子呢？至于“顽梗的”与“劳动观点不正确的”工人，则被成千成万地送到辽远偏僻的“集中营”去，索性在格柏乌的枪刺之下承受无报偿的“劳动教育”。

特权的官僚（包括劳动英雄）与无权的生产者（包括奴工）如此就开始定型下来，造成了苏联社会的新的阶级关系。

文化方面，极端的国家主义全面地奏凯，令人厌恶的全能主义精神渗透了一切。大斯拉夫的沙文主义公然无耻地抬起头来，“祖国强盛”被规定为苏联人努力的最高目标。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受到了排斥与攻击。官僚的思想统制以史无前例的严密程度，经由无数的组织，靠着警察与特务之助，凭着“永不录用”，囚禁，“集中教育”，乃至枪杀的种种威胁，钳制了思想文化活动的所有部门。科学在应用技术方面虽有发展，但社会思想则完全停滞退化。社会科学简单地被归结成苏联当局内外政策之应时性的解释，历史被彻底伪造与修改。一九三八年斯大林主编的《苏共党史》的出版，在这方面算是登峰造极了。这一本贫乏，怪诞，集谎言之大成的“历史”，被宣布为比圣经更具权威的圣经，被当作一切知识的宝库。斯大林的一个任意见解，都可以而且都必须当作哲学、文学、音乐、艺术、军事、甚至理论科学、应用科学，更不用说社会科学的绝对绳准。这样，一个全新的，完全违反十月革命精神的，比中世纪罗马教皇更专横更野蛮的思想环境被造成了。

上述种种，都发生于或完成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之间。自此以后，时间又过去了十二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又发生过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发展的方向，就斯大林制度的基本关系与特征说，这些年的事变只是加深了它们，更加清楚地显现了它们，却不曾改变它们。从一个新国家的典型来看，自一九二八年起的十年中是已经完成了，十月革命后的反动第二章是已经写成了。

光是那十年中所写的就已是多么古怪的一种情景呀！经济上——全面地达成了“社会主义”，全面的国有化了。可是，政治上，社会的阶级关系上，文化思想上，却是如此非社会主义的。在那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所筑成的整幢大厦，却粉刷着全体社会主义者的红血，以新被奴役的工人阶级的白骨当作钢杆，以全能的、空前横暴的官僚权势作为雄壮辉煌的顶层。

这是如何可能的？造成反动第二章的奇特过程的原因为何？具有如此矛盾性格的一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性质呢？

世界上不少的社会科学者曾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只有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苏联第一期反动的反抗者与被牺牲者，斯大林制度的不断批判者，终于为斯大林特工所暗杀的这一个大革命家兼杰出的历史家，——凭他一己的经历与才识，才有能力对这些问题给予，并且给予了科学的、辩证的因而是正确的回答。因此，我们如果要想研究这些问题，就得自托洛茨基的看法开始。

托洛茨基的看法大致经过了如下的发展，具有如下的基本点：

我们已经知道，托洛茨基将斯大林派反对左派的事变称为“热月反动”。那就是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小资产阶级与官僚势力，起来推翻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其意义与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即七月二十七日）法国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政变以推翻罗伯士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是同样的。不过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这一期间，虽然苏联共党内外的无产阶级势力已经受了极大挫折，托洛茨基本人也已经被逐出国，可是他还是认为那个反动尚未完成的。因为根据他的意思，如果说俄国的“热月反动”已经完成，便等于说，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结，它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十月革命的遗产已被出卖完了。可是事实还不是如此。主要，十月革命留下来的国有化的财产制度还保存着。向右看齐的斯大林派官僚是不会半途停止的，它还要向前，必须向前，直到最后连国有财产都给这些“不肖门徒”浪掷了。那时候，“热月反动”便完成了。

到了一九三四年，种种的历史条件更加明显了，再配上新发生的大事变：德国纳粹党的胜利，以及在那次胜利中证明出来的第三国际和德国斯大林党的彻底腐朽，使托洛茨基对俄国的反动又做了一次检讨。他认为“热月反动”已经完成了，不但在当时如此，而且在好久之前就完成了的。不过，他将那个历史类比更确切的说明之后又郑重指出：正犹之乎古典的“热月反动”没有颠覆由法国革命所完成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一样，新的“热月”也还是进行在十月革命所创造的财产基础上的。因此，托洛茨基认为“热月反动”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但是经济上还保有新的财产制度，所以在基础上它还是一个由革命所产生的工人国家——是可怕地堕落了的一个工人国家。

托洛茨基虽然将上层建筑的反动与经济基础的进步相当分离来看，但它立即指出：资产阶级财产制与无产阶级财产制对于政治的依赖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无论在那一形式的政权之下，只要它确立了，那是不会退回到老的的制度去的，即不会退回到封建制去的。而无产阶级的财产制则不然，它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来保卫它，否则它就要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因此，俄国的“热月反动”完成了，无产阶级左翼的革命政权被推翻了，国有制虽一时未被取消，但它已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巩固与发展的支持，它不能长此存在的。它的命运十分短暂，十分不稳定。如果不因无产阶级专政之复活而得以前进发展到社会主义，则势必因斯大林政权之最后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或因它被资产阶级反革命所推翻，而后退到资本主义。

完成了反动的官僚们还保持着一宗革命遗产，后来，他们甚至还把它发展起来，据托洛茨基的解释，那是因为十月革命的传统和势力还很深厚，压迫着官僚，驱使着官僚，使他们不敢做出最后的叛逆来。同时反革命的途径也不是直线的，它进行于真实的世界关系中，不时受着各方面来的影响，所以它是时左时右的，迂回跳跃的；不过，就总的方向说，就反革命的发展逻辑说，它总是与进步的经济基础相矛盾，是无法与之始终共处的。反革命的进一步加深必然是国有财产制的进一步削弱或甚至废除。

托洛茨基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给我们上面所说的斯大林反动的第二章做出特殊的与不同的解释。对于斯大林派在消灭左派以后的“左”倾，即对于一九二八年后斯大林派之全面集体化与国有化，托洛茨基主要批评它以“冒险主义来补充机会主义”，指出它“向左迂回”的虚伪浪费，却不曾给它以特殊社会意义的估计——直到最后，在他未完成的《斯大林传》中，才有了新的看法（这看法我们在下面再说）。

托洛茨基一直把苏联的现制度看成为过渡性的，未为历史所最后决定的。建立在进步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反动的政治文化制度，不能不是过渡性的。因为它本身包含着一个太难和解的矛盾：不是基地前进而推翻反动的上层建筑，便是上层更向后退而摧毁那个进步的下层基础。历史的进程将在不很长的时限内解决它。如果世界革命的形势开展，影响到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复生，因而打倒反革命的官僚统治，则苏联将不仅复为工人国家，而且将是社会主义的；相反，如果世界无产阶级继续处于消沉与溃散状态，或者有了革命而遭受严重失败，或因革命失败而发生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则苏联的反动力量将要更加增强，势必至于完全断送它脚底下进步的经济基础，即回复到私有的资本主义。

从苏联制度的过渡性，托洛茨基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形态。既然不是一个定型的社会构成，当然它的统治者，即苏联的官僚不是一个阶级。因为，如若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统治者根本不能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那里是没有阶级的；如果后退，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则统治者将是资产阶级，而官僚显然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倒是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故依托洛茨基之见，官僚只是革命堕落当中，脱离了无产阶级，从那个阶级分离出来的一个阶层或等级。他们是寄生虫，是工人国家身上所患的一个毒瘤，却非一个新的阶级。因为一个新的阶级的产生，一定是社会所必需，而且在执行着某项进步的历史作用的，苏联官僚显然不足以语此。

托洛茨基从这个社会学的分析中，又得出了对苏联的政治态度，即保卫进步的财产制度，打倒反动的斯大林统治。他主张在苏联内部号召一次不涉及社会基础的政治革命。将这个态度应用到战争上去，就是无条件保卫苏联。这意思就是说：不管斯大林统治如何反动，我们既然认苏联的社会制度仍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我们就要保卫它；不过在保卫中，我们绝对不跟斯大林统治作任何政治上的妥协，并且正是要在保卫战中暴露斯大林统治的反动，以便进一步去打倒它。

托洛茨基对苏联的这一看法与态度，完成于一九三四年，即当他发起第四国际之时，一直保持到一九四0年，到他的最后被杀。不过，在它临死之前，他的基本态度虽然不变，而对“热月反动”的历史过程，却有了不同的看法，很明白地表示在它的《斯大林传》中。在那本没有完成的最后巨著中，我们发现了如下的见解：

“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第三时期’（即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的向‘左’跳跃——一得）的理论与实践，仿佛推翻了关于俄国革命中‘热月’时期的理论。其实，这只是证实了它。热月反动的本质曾经是，现在还是，而且不能不是具有社会性质的。他表示出一个新的特权等级的结晶，一个行将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新阶级的建立。那时候有两个势力争着要起这个角色：小资产阶级与官僚本身。他们并肩作战，击破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抵抗。当这一任务完成之后，他们之间却爆发了野兽样的斗争。官僚们惊骇于自身的孤立，惊骇于自己之脱离无产阶级。可是单是官僚则即不能摧毁富农，也不能摧毁小资产阶级，后者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生长了，而且继续在生长着。官僚们需要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此，官僚们便努力将它为争剩余生产物与政权而做的反小资产阶级斗争，装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斗争。”

“过此以后，法国热月反动的类比变不适应了。苏联的新的社会基础成为至高无上的了。保卫生产工具与土地的国有化，乃是官僚们的生死法则，因为他们是官僚们统治地位的社会根源。——幸亏得到无产阶级的援助，那次斗争以官僚的胜利为终结。但并不因此使无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增加了比重。”

在此地，托落茨基明确地说出，热月反动的类比到了官僚与小资产阶级决裂之后，便不再实用了。开始了反动的第二章，在这一章里，官僚们不是进一步去断送国有化的财产制，反而加以保卫，，并视之为自己的“生死法则”。同时，他又指出，热月反动不能不具有社会性质的。他要建立一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新阶层”。而胜利了的新阶级——他是一个阶级的胚胎——则是从国有制取得其统治地位的根源的。托落茨基在这里显然已经给了新的解释。因为这样来看问题，至少，他已经将重点从官僚与进步的财产之间的矛盾性，转移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了，如果过去，托落茨基强调了官僚将浪费或削弱国有制的危险，那么在那里，他却强调了官僚们必须依赖国有制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个事实。这样不同的强调当然有不同的意义。依照前者，官僚们只是暂时的过渡，而依照后者，则官僚正是以国有制为其生存条件的一个力量，他可能成为立于国有制基础上的一个新的阶级了。

在同书同章（“热月反动”一章）的另一个地方，托洛茨基把这个问题更说的明显些：

“……但这也是为要替官僚获取更多的特权。这儿的问题不是要采取自由的经济制度。这方面的让步，曾经是暂时性的，其持续的时期，比人们预料者为短。在私产基础上的自由制度，就是要把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上层的手里。官僚们的特权却有不同的来源。官僚要在全国收入中取得那部分的财富，只有靠直接应用暴力或应用权力，或者由于直接干涉经济关系。为了全国的剩余产物，官僚与小资产阶级立即由同盟变成了敌对。控制了剩余产物就开辟了官僚走向权利之路。”

这里是在回顾中修正了以往对于斯大林反动的预测。对自由经济的让步，“曾经是暂时性质的，其持续期比人们预测为短。”经过短暂的向右让步后，官僚们却为了全国剩余生产物的占有权，亦即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权，与小资产阶级决裂了，斗争了，结果获得胜利！因而奠定了他权利的基础。

但是官僚们为什么不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因此掌握财富？为什么必须要打倒小资产阶级，保卫国有制，因而凭这制度来占有剩余产物与政权呢？

一；“虽然由于其新的生活方式的性质，其保守主义，其政治同情，官僚中的最大多数是被吸引着倾向与小资产阶级的；但他们的经济的根，却主要生长在新的所有权的条件中。资产阶级关系的生长，不仅威胁着财产的社会主义的根基，同样也威胁着官僚本身的社会基础。官僚们或许很愿意排除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以便有利于小资产阶级。但绝对不准备排斥自己的权利与特权，以便有利于小资产阶级。正是这个矛盾导成了官僚与富农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俄国的热月反动将无疑会开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时代，假如这个统治未被在全世界证明为陈腐了的话。”

官僚们在“新的所有权的条件中”建立“自己的权利与特权”。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些条件中而不可以在另一些条件中，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中，保持其权利与特权呢？那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在全世界证明为陈腐的”了。而且，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官僚们，至少就全体官僚而言，是不能保持其特权到如此崇高与超绝地位的。托洛茨基这样的解答不是第一次做的以前也在许多地方说过；但是一般说，他以前总是更多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集权影响来说明“热月”的原因（当然这是正确的），而现在，他却着重在资本主义陈腐方面，他的消极影响方面，即指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衰朽、腐烂、反动与野蛮，至使堕落下来的苏联，即经过了“热月的结果，不能退回到自由制的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的条件”去，而宁是与资产阶级决裂，消灭他，籍以保持国有制，巩固他，发展他，以此巩固并增加官僚们的权利与特权。

这样的着重，可能使托洛茨基终于改变他对苏联性质之认识的。他可能更加着重斯大林政制将以国有制为根据的一种新的制度的趋势，可能说斯大林官僚正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阶级了。不过，托洛茨基没有这样做。在“斯大林传”中，他还是说：

“不管这些可怕的官僚式的歪曲，苏联在其阶级基础上仍旧是无产阶级的。”

第一，国有财产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且只能是这个革命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如果我们不把各种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算作国有财产制，那末确实的，只有俄国无产阶级以革命手段剥夺了地主与资本家，算是第一次实现了财产的国有制。后来由于许多原因，革命后退了，革命所争取到的好多成果被出卖了，可是这个国有制未被取消，则我们说革命遗产未被全部叛卖，它奠下的基础尚在，因而说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国家本质上仍是工人国家，这在理论与史实上确乎是不能否定的。根据了这一立场，不管那基础上的建筑是如何丑陋，但我们必须保卫这基础，我们必须保卫由革命所已争到的事物，这一政治结论也是无可否定的。

第二，官僚是社会机体上派生出来的一个暂时的毒瘤，未曾变成为历史所必需的社会机体。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起过渡作用的等级。它不被新的革命所推翻，而使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即将随整个社会之退回到资本主义而变成资产阶级。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看，尤其是根据于法国革命后的反动经验，这样的推想是唯一可能的。在消灭了资产阶级而又镇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官僚不曾。因而也不能自成为一个阶级，或长期间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

构成托洛茨基对苏联问题看法之基点的这两个论据，在一九四0年以前是无可争辩的，历史没有提供出——至少没有充分提供出——足以争辩的材料。那末从那时以后发生于苏联内外的历史事变中，可曾有什么材料否定了上述的论据，因而要我们修改托洛茨基的看法呢？

第一次发生于第四国际内部关于苏联的大规模争论，开始于一九三九年。但并非关于我们上述的基点，而直接是由德苏协定引起的。斯大林与希特勒共同瓜分了波兰，接着又侵略芬兰，这使好大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怀疑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的看法。但最初，问题的提出是部分的，支节的。这些不同意见者仅仅在新事变的印象之下，在战争爆发的实际情势中，觉得第四国际无条件保卫苏联立场的不妥当。有些人多少是受了民主派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觉得苏联竟然可以和法西斯的德国实行联盟来侵略弱小民族，其国家性质必定不是社会主义的，其战争性质必定不是进步的。因此，他们要求修改第四国际纲领上说苏联是工人国家的立场，要求抛弃对苏联的保卫主义。至于用怎样的立场来修改，用怎样正确的政策来代替，则当时的反对派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意见。他们只是在旧的政纲上打上了一个问号，但不曾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托洛茨基联同了第四国际的最大多数，出来坚决地反对当时主要发生于美国的反对派，为保卫第四国际的一贯立场而斗争。

托洛茨基在许多文章与书信里发挥了他的意见。（现在收集成书，名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在那些文字里，他的注意较少放在和反对派的结论作辩驳，而较多集中在研究苏联问题的方法上。反对派的意见是支节的，庞杂的，印象主义的。他们只欢喜谈论“具体事实”。他们想从某些单另的事实来解决关于苏联的原则立场。托洛茨基站在较高的平面上来和他们争论，他驳斥他们的事实——这是极容易的，但绝不以此为满足，他更进一步，他谈到方法，他把各个问题推究到原则，思考到彻底，由此他告诉反对派，实际上是教育反对派：必须如何、如何，你们才有理由，才是应该修改我们的政纲。

托洛茨基那时期的文字可说是唯物辩证的最好教本，同时是我们研究苏联问题的不易门径。

托洛茨基告诉反对派：战争的性质是由进行这战争的阶级及其国家的性质来决定的。故若承认苏联仍是一个工人国家，则其与资本主义发生的战争，无条件值得拥护。

其次，他说，只有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才能研究和了解苏联问题。如果应用辩证法，则我们如想研究苏联，必先探究下面这三个问题：“一、苏联的历史来源是什么？二、在其存在期中，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改变？三、这些改变可曾从量变到质变？”

再次，他指出，如果说斯大林的苏联不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痛苦的过渡，那便是说一个新的剥削制度业已完成，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里业已遭受无可抵偿的失败。可是这样的结论，至少在当时是不能得出来的。因为，“一方面的法西斯主义和另一方面的苏维埃国家的堕落，虽然大致上已规划出了新野蛮主义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形式。”因之，这样一种抉择，即“社会主义或全能主义的奴役”不但有理论上的兴趣，而且有鼓动上的大意义了。但因当时处在第二次大战初期，而战争会造成最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所以“新野蛮主义”的危险尚非现实，苏联尚不能说是一个已完成的野蛮制度的开始。

指出了这些方法，进而又指出了这些彻底观察之后，托洛茨基认为当时事变正是证明了第四国际立场的正确；“不过”，他最后又说：“战争加速了各种政治过程。它或许要加速苏联革命复兴的过程；但也许加速它最后堕落的过程。为了这个理由，我们必须辛勤地与无偏见地观察那些因战争带进到苏联内部生活中去的变化，因之我们可以给它们做及时的估计。”

不幸，在写下这些文字之后仅仅几个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所派遣的特务用斧头砍死了。使他不能做“辛勤与偏见的观察”，不能做“及时的估计”了。以致我们在这个最有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永远失去了最精细与最可靠的指示。

不过苏联问题的讨论在第四国际的内外继续进行着，并有所扩大和加深。谢谢托洛茨基那次参加争论之赐，以后的争论者，不论反对或赞成传统见解，都不再是支支节节，不再是纷纭庞杂，而是循着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路径，集中在基本的与原则性的问题了。全部争论都围绕着苏联国家的性质。

在长期的争辩中，第四国际中形成了三派对于苏联国家性质的见解。一派，占着多数因而成为正式的，继续保持着传统立场，认为斯大林的苏联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第二派，认为苏联业已实质上退回到资本主义，不过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之他们说，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第三派，认为斯大林苏联是一个新型的剥削制度，是由官僚集体拥有生产工具藉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因之可以名为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

我们不忙于声明那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将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应用他所应用的方法，藉以得出我们认为正确的意见。

认识一个历史现象，必须有足以认识这现象的充分明显的历史条件。当各种条件没有具备之前，有些先知先觉者，固然能凭一只燕子飞来就预言春天的到来，但这最多不过看出些新生的萌芽，指出一个未来的方向，或言明某些可能的前途。他绝无法条分缕析，详尽无误地，由萌芽看清新机体的全部构成，从方向描绘出目的地的整个景色，由数种前途确定出一个特殊的终点。任何事物都是从量的变化达到质的变化的。自然的物理界如此，人类的社会界亦是如此。但要确定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社会学就比物理学无比地困难与复杂些。水沸腾到一百度就开始变成汽。但究竟是怎样的变化使工人国家开始变成非工人国家呢？这里就找不出这个明显的一百度了。历史变化中当然也有临界点，不过这个点往往得在事后的回顾中，当沸水业已超过一百度时，人们才开始认出它已变了质，才发现它已经过了那个点。在事前，乃至正当其时，，往往连天才不能看出这个变化来，可是一到充分明显，其实是条件过分具备的时候，那就不需要怎么样的天才，便是中智的人也可以见到变化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猫头鹰必须天黑了才飞出来的。”

在十九世纪初年，虽然是圣西蒙与付里叶那样的聪明，也只能表象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模糊地表明出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生当十九世纪中叶，住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英国，他便能细密地解剖这个制度，并科学地预言出走向新制度的道路与方法。可是到了现在，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尚未到来，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社会主义的必将到来，几乎成为一个普通有教育的工人的常识了。

苏联，这一个工人国家的堕落，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不但马克思未曾预见，便是它的主要创造者——列宁也未曾料想到。是托落茨基第一个经历了这个堕落，成了这段历史的牺牲者，以及作为它的研究者，但即使有着这样的关系，托落茨基对苏联堕落的看法，即确定其种种方面的量变到质变的演进中，也不断的在事前，或在当时做着分析，而在事后，又随着一些因素的更趋明朗而加以检讨和改正。最著名乃是我们所说的“热月政变”的类比。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他坚持说，俄国的“热月反动”还只是一个危险，一个趋势，这趋势尚未完成；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在比较更充分与更明显的历史条件中，他却认清了，原来我国的“热月反动”很早就已完成了的。这里表示出：一种历史与社会的诊断，在新的历史事实的光照之下，非但可以看的更明确，而且可以籍以校核和修正的。

自从托落茨基写了关于苏联的最后文字以来的十年中，世界发生了那几件大事，使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他们的光照之下，回顾和重新检讨托洛茨基用以支持其看法的论据呢？

首先，苏联从大战中出来，最显然违反了我们预期的，乃是他继承自十月革命的仅存的遗产，即国有财产制，非但没有被这班“不肖子孙”完全断送，反而是更加强固，更加扩张了。战争中尤其证明出；在反动的官僚与进步的财产形式之间，非但没有矛盾，倒是相合无间的。官僚的存在及其延续，非但不必抛弃集体主义的财产基础，倒是恰恰依靠着这个基础，恰恰以这一基础为其生死条件。在战争中，虽然一方面的希特勒，另方面的罗斯福，曾经用硬的和软的方式，强使苏联恢复私有财产，可是斯大林于接受了一切条件之余，却拒绝了这个献意。举凡沙皇时代的幽灵，希腊东正教的丑物，全都被恢复了，可是都使他们复活在“社会主义的”财产基础上，使他们适应并附属于这个基础。正是立足于国有财产制上面，借着这些古旧的规范典章之助，官僚们得以提高自己的权势到喜马拉雅山之颠，正是因为控制和支配了全体劳动者的剩余生产物，一手握住了经济与政治合一的大权，官僚们得以降低生产群众地位到十八层地狱。从战争中出来，苏联的阶级分化情景更加分明了。十月革命初期的思想与制度，若和这时候的苏联比较起来，其差别将大大超过于原始基督徒和中古教皇之间的距离。一个普通工人想挤进官僚层，想成为统治者的一员，其困难也绝不会小于农奴之想变成僧侣了。

第二件历史性的大事，就是在此次战争期中乃至战争之后，并没有发生像我们所预料的革命，却先后在东南欧产生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他们的产生多少受到苏联红军的帮助，他们逐渐实行了财产国有制。

第三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共的胜利和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产生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异，就是他在更小的苏联的援助之下，主要凭借着本国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并且也正在逐步实行财产之国有化。

另一方面，在苏联及其影响之外的国家，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当此次大战之后，以改良主义为首，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同意，也实行了相当规模的、银行与主要工业的国有。这些国家的国有化，本质上自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所实行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不过在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上仍然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可以举出来当作十年来的第四件大事。

苏联本身的经历证明出：官僚们的利益决不与国有财产制相冲突。（国有财产制的利益，在其不断发展中，当然与官僚的控制与浪费步步冲突，但这是另一问题。）他们非但不要削弱和废除这制度，却反而要加强这制度，将此制度作为自己的无限权势的来源，并作为自己以一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官僚之成为阶级以显而易见：对生产工具的关系言，它们是集体的支配者，因而是剩余价值共同保有者：对生产大众的关系言，他们已成了固定剥削者与统治者，机器旁的工作者与机器中的工作者已绝不交流。役于人与役人的关系是固定了。权利的享受不但已大大化分，而且已永久地确定。由于积累的增加与遗产法的扩大，官僚之子恒为官，工人之子恒为工人的现象是定形为社会的体制了。

官僚乃基于国有财产制的一个阶级，其过程并非完成于大战中，只是在战争中更显得清楚而已。如果我们从此回望过去，即我们可以更切确地说，自从五年计划在苏联经济中创造出足够的剩余价值时候起，官僚就早以从一个等级地位变成为阶级了。此种由量变质的临界点，应该设定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间。

东南欧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经过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亦能产生国有制。不过在那里，问题还不足够明显。新旧统治的更迭自然直接与间接依靠着红军，则其国有财产制的确立，在基本分析上，亦可说导源于十月革命的——如果我们承认苏联的国有制仍旧是十月革命遗产的话。这是苏联国有制的推广，其作用正和拿破仑当年所起过的一样，以反动的军事方法，把一个较高与较新的社会制度，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这样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尤其是与苏联直接毗邻的国家，事实确实如此，所有进步的社会改革都是直接假斯大林官僚之手以行。因此，有人说，东南欧的经验并未证明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实行财产的国有制，恰恰相反，他以官僚的曲光镜反映了我们的旧立场。

如果东南欧的经验还不足证明那一点，则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却补足了它。不管中共与莫斯科有多么久远的历史关系，以及多么坚韧的思想纽带，可是毛泽东势力在中国基地上的生长与膨胀，主要凭籍了本土的社会斗争与自身的组织力量，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同时，毛泽东们的运动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无可否认的。但不管这些，这个运动一旦取得了政权，一方面对苏联相当独立（不是指思想上），另方面完全脱离工人阶级，却还是大踏步地向财产国有化的道路走去。这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国有化的造成（虽然目前的中国还正在开始缔造）不一定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也不一定要由革命推上政权但已堕落的官僚帮助。

大战后在英法造成的国有制，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我们对问题的观察。不用说，英法的国有化，如果从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说是彻底虚伪的，但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看，却具有颇大的意义。因为他毫不含糊的表示出：资本主义由于内外矛盾的驱迫，为了自求生存，也不得不走向国有化——即走向更高度的国家化的垄断形式。

我们上面说过，托洛茨基说苏联仍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乃以两个论点为依据的：一、国有财产制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且只能是这个革命的结果；二、苏联的制度是过渡性的。因之他的官僚尚是一个等级，而非阶级。托洛茨基一直坚持这两个论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瞬间。在那时候，我们说过，即使已经有了种种迹象与事实让我们怀疑托洛茨基的论点，但没有决定性的事实来否定它们。以一个集权历史的因素的资格来行动的第四国际主义者，在当时的情况中，当然只能够，而且也应该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促进苏联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品，借以使万恶的斯大林政制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非退回资本主义的桥梁。不过无可否认，事情的变化是出了我们意料之外的。苏联的社会制度并未退回到资本主义，同时世界革命也不曾引起来，以至无法推翻斯大林的统治，使苏联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战争末期与结束之后，世界各地却曾发生了广大的群众运动，但这些运动非但不能变成革命来颠覆斯大林主义，反而在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之下，在苏联境外也造成了苏联式的现有制度，即：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集权的官僚国家。

战后这些个现象，供给了我们充分的材料，要使我们重新检讨托洛茨基的立场了。认苏联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论据，在这些事变的影响之下，显然是应该修正的了。看到这些史实，我们应该说：国有财产制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产生的；斯大林官僚是一个阶级而绝不再是无产阶级分离出来的等级；苏联这个社会制度，在全世界的范围说难仍是过渡性的，但就苏联一国说。却以成为相当定型的一个制度。他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个历史上全新的特种国家。

那末，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呢？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还是官僚集产主义？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先，我们还得谈到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历史远景的看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托洛茨基凭着对革命的乐观主义，将一切希望集注于战争中促成革命，由此推翻世界资本统治，并使苏联在真正社会主义的轨辙上复兴。这样的乐观主义当然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且若缺乏这点起码的乐观精神，就会失去革命的唯一方向，则任何积极的革命政策都无从产生，任何坚毅的努力都无法支持了。但托洛茨基不是轻浮的乐观主义者。他承认，并且坦白地指出：如果历史不如我们所向往的现实的话，则另一个可悲的命运也是可能的。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与十月间，托洛茨基在两篇文章中分析过这样的前途：

“如果这次战争，一如我们所坚信的，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则其结果必不可免的要推翻苏联的官僚，且在较一九一八年高得多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上，复兴苏维埃民主。在此情形中，究竟斯大林官僚是一个阶级呢？还是工人国家身上的一个派生物，这个问题将被自动地解决，那时，人们将会明白，苏维埃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只是插话性的歪曲。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此次战争引不起革命，而只是促成无产阶级衰颓，那将是另一个可能前途：垄断资本进一步的腐朽，他更进一步地与国家相结合，处处以全能政制来替代残存的民主，无产阶级不能将社会的领导权拿握在自己手中，在此种情形下，其结果实际上只能使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从拿破仑主义的法西斯官僚中生长出来。这个，依照所有的表象看，都将是一个衰落的制度，它表示出文明之倾圮。

“另一种情形：如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取了政权，但证明出不能拿住政权，或跟苏联一样，又交给了一个特权的官僚群。那么我们将被迫承认，官僚堕落的理由并非植根于国家的落后与帝国主义的包围，而在于无产阶级之天生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那时候，我们必须在回顾中确定目前苏联的基本特点，只是在国际范围中一个新的剥削制度的先驱者罢了。

“——历史前途的抉择，推考到彻底，只能如下；或者斯大林制度乃是资产阶级社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的一个可怕的堕落，或者斯大林制度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见英文《保卫马克思主义》页，八—九。）”

托洛茨基说过这段话以后，因为有人攻击他修改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过不了一个月，他又写了第二段话，再“再论苏联性质”一文中，他说；

“关于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宿命论无共同之点。社会主义不是“自行”实现的，而是活的力量，诸如阶级及其诸政党间的斗争结果。无产阶级在此斗争中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代表着进步，而资产阶级则是反动与衰落的化身。我们的胜利信心正是以此为根源的。但我们仍有充分的权利自问：假使反动势力得了胜利，社会将是什么性质的？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无数次这样提出人类前途的抉择问题：或者进入社会主义或退回野蛮主义。自从有了意大利“经验”之后，我们便千百次地说过，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真实过程，比人们所预见的一般的图式，一定要无比地更为复杂些，更加多样性，更加矛盾些。马克思说到过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未来的衰亡，但一点不曾说到过专政之官僚化的堕落。我们在经验中是第一次考察到与分析到这样的堕落。难道这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吗？

“事件的进展已经昭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迟到产生了一些无疑的野蛮现象：周期性失业，小资产阶级的赤贫化，法西斯主义，以及最后，那些丝毫不开展新道路的毁灭人类的战争。假使我们在理论上承认，人类不能够高升到社会主义，则新‘野蛮主义’能具有怎样的社会形式与政治形式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有可能比马克思说的更具体了。一方面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的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大致上刻画出了新野蛮主义的社会政治形式。——”（见英文本《保卫马克思主义》。页，三十—三十一。）

根据托洛茨基这两段文字证，以大战期中与战后的事变，那么在根本上，我们确实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制度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了。”大战没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不曾推翻斯大林统治，不曾复兴苏维埃民主，同时在苏联以外，凡是引起广大群众运动的地方，都被斯大林主义所控制去了，利用了去，造成了与苏联一样的特权的官僚统治。新的野蛮主义在任何方面都是呈现的更加明显了。

于是有些社会主义者，表面上似乎忠实于托洛茨基的推断，认为人类社会走上了退化的路，无产阶级被证明出根本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了。他们或者，提出了微小改良的最低政纲，或者，索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唯一进步的制度，二者一致地抛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与前途。

其实,这种立场，如果以为那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推断，那便是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说的那两段话的意思。我们应该知道，当时托洛茨基说这些话是在争论中，是为了辩护他的主张，即斯大林制度是过度性，是暂时的堕落，苏联本质上仍是工人国家，应该无条件的加以保护。反对者反对保护苏联，同时模糊地倾向于将苏联说成一个新的野蛮社会。托洛茨基需要反驳他们的政治立场，于是，替他们引伸到原则方面去，将他们的结论彻底推深，把问题归原到最后，由此，他想叫反对者惊而却步，拉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争论总得有所偏重，也不免有些夸大。对于这些偏与夸，事过境迁，当争论的气息愈少，正面的理论说明意味更大的时候，无论作者与读者，都更容易指出来的。譬如说，光照托洛茨基的文字看，仿佛一切争论，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否为乌托邦，都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引起革命这个事实了。这当然是重要的，其所以如此之故，乃由于着重上次大战为无产阶级革命千载一时之良机这个意思来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以为托洛茨基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赌注放在那次战争上，若幸而打中，人类便走向社会主义，若万一不中，则从此洗手，不必再谈社会主义，那就是可笑而又错误的想法了。

谁想从托洛茨基的那两段话中做出消极脱逃的结论来是徒劳的，托洛茨基的整个精神与全部理论反对着他们。但是，那些话却不是全无意思，恰好相反，他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给我们指出了最重要的关于苏联的另一个看法：如果历史业已证明出斯大林的制度不再是任何方式的工人国家，那他便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一种新的野蛮主义的社会政治形式。

现在，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历史确已证明出，作为工人国家理由的二个论点是不能成立了。那么苏联是一个新的野蛮的剥削制度是无疑的。问题只是在于他是怎样的一个剥削制度。

有人说，这不是新的，而只是披着新的外衣的一个旧的剥削制度。他们宣布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从两方面的研究达到了这样的结论：一、苏联本身的历史；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现在先让我们看看苏联经济建设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十月革命只是建立了工人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但不会把资本主义的关系完全根除。因为经济不比政治，要使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相当高的生产基础上，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上，而且要在全世界的分工规模内，经过一个长长时期，才能达到的。十月革命给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了政治与经济的前提条件，不管这些条件是如何重要，但只是条件罢了。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经过了艰难的内战，开始踏上经济建设的时候，列宁说，当时，（一九二一年前后）如果在相当时期内，使俄国的主要部门经济从私有小生产经济能够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大进步了。列宁这个说法让一些形式激烈的共产主义者大吃一惊，同时也让第二国际的先生们幸灾乐祸，大叫苏联回到资本主义。其实吃惊和恶意的叫嚣，都只暴露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苏联当时的性质，也根本不曾好好思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任务。十月革命使苏联变成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国家能够而且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但绝对不会，不能而且不是立即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使国家和社会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缺的桥梁，因之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但它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常识，但曾使许多最有学问的共产主义者迷糊了头脑。

所以当列宁在世时，俄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的暂时目标，曾被列宁规定为国家资本主义——由无产阶级专政来控制和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以便由此更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俄国从一九二一年起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认真地恢复和复兴国家的经济生活以来，其间主要的成就实际上只是大规模地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为止。因为在那一段时期中，苏联主要的国有化工业固然大大发展了，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尤其在农业中，却仍旧占着极大比重，差不多仍旧构成着整个经济的基调。

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大关键。这时候，苏联的资本主义分子如何与中右派的国家官僚结合着，如何在政治上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左派，如何把工人阶级从最后的统治者地位上撵出来，我们在上面都已经讲过了。因之，从那个时候起，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再是在工人政权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了。

共同打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本主义分子得到了新的鼓励，他们想进一步根本取消财产的国有制，可是官僚却以国有财产为其生存基础与权势的来源，他们要保护这制度，于是二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是官僚胜利了，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分子。这时候，一方面消灭了工人的政权，另一方面消灭了私有资本主义的这群官僚，究竟是什么阶级？他们代表什么阶级呢？据有些人的看法，他们自己也是资产阶级，不过是以国家企业为基础的国家资产阶级罢了。

在他们看来，苏联一九二八年以后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是以特殊形式进行了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此斗争中，小资产阶级当然失败，大资产阶级当然胜利。

但是胜利了的苏联的大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恢复私有制，反而与国有制不解缘，并继续地巩固它，发展它呢？那末人们就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的趋势。

不错，在资本主义这个同一名字之下，实质上已经历过了好多变化。一般说，在最近二三百年中，我们看见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财政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资本主义之间有某些共同的性格，但也有更多的差异与特点。我们不能根据商业资本主义的特点来否认工业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同样，我们也不能执着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形相而说财政或国家资本主义为非资本主义。此外，资本主义从商业的发展到国家的，其间的承继与更迭，乃由于经济发展内在的矛盾与必需，，即一方面由于生产的扩大与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为了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的计划性与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工具的私有化，生产力国际性与资本主义的民族分界之间的种种矛盾。导源于此等矛盾必然性的资本主义生长，乃是必然的、有机的、无可挽回的。人们之不能叫它的一个较高形态退回到较低形态，这犹之乎我们不能叫逝去的昨天回来，或叫一个老年人返回童年一样。当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单独一国的经济也只能与之看齐。如果不能超出，也总不能停留或退回到更原始的阶段去。尤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唯其因为资本的雄厚与技术的成就上都不如人，为要追上与超出先进国家，就只能在生产组织的求新上取胜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期，世界资本主义达到了什么阶段呢？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列宁早就指出来，资本主义已经从财政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了。在此阶段上，不但资本有了空前的集中，而且资本与国家相结合，经济与政治相结合了。这就是说，不论那一个国家的资本制度，从那时以后，如果想在国际国内的种种矛盾中自求生存，唯一的道路就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否则，它不但无法对付由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革命，而且不能抵抗由较强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种种凑合的阶级力量关系的帮助，颠覆了加于其上的工人国家的控制与监督后，除了继续发展和巩固国家资本主义之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退回到较小生产与较低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即等于官僚们的自杀。可是一个社会的阶级，即使是一个等级吧，也和个人不同，那是决计不会自杀的。

因此，苏联的官僚们，用了纵横捭阖的手段，先后打败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后，他们便以国家财产为基础，发展这基础，终于使自己成为国家资产阶级。而苏联这个国家，也就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了。

这个说法是合逻辑的，也合乎一些无可争论的史实。同时更有一个便利，就是它丝毫不必改变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法；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非工人阶级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因之在理论上，可以避免修正马克思主义之嫌。可是我们假使细心一点研究苏联的经济制度；更多方面地研究苏联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因；严格地将其它种类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的加以比较；再从整个人类历史远景，资本主义的总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来观察这个问题，我们便不难发觉，企图以新瓶装陈酒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苏联制度，乃是片面的，表象的，因而是错误的。

当然，斯大林的苏联既然脱胎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生长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环境中，自然保留很多的资本主义的性格与面貌，同时，在最广义与基本的一点上，即生产者与生产工具无关，而一群不生产者，占领了生产工具，以之作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最后由他们控制和处置全部剩余生产物这一点上看，其制度，却仍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注）但若凭借了这一点，以及苏联保留迄今的其它的资本主义关系，如价值法则，商品生产等等，而将苏联的现制度称之为资本主义，则其结果势必混同许多事物，以致无法解释历史，无法明了社会关系，尤其不能了解与苏联及斯大林主义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

（注）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在四个月前，曾经写过一个讨论大纲：《我们对中共政权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那时，对此问题就是这样看的，不过，在彻底考虑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看法是有毛病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苏联的现制度是资本主义的部分否定。但在过去，资本主义也曾不断地部分否定过自己，而我们从未因此否认它仍是资本主义，那末，对于目前苏联的“部分否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说它是资本主义的更高发展呢？

提出这样的疑问，那是看轻了在苏联被否定的部分的重要性；同时忽略了这个制度的历史成因，以致估错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苏联经济中，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被取消了。这是最最重要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当然，从私人资本家手中被剥夺出来的生产工具，由工人阶级掌握了一个时期之后，又落在官僚们手中。但任何个人的私有权仍被严格地禁止，财产权是集体的，即由全体官僚——至少高级官僚——所共有。在资本主义的以往发展中，企业所有权固然也向着集体走，如独资变成公司，复由公司走向国营，但所有这些变化，始终没有触动过神圣的私产权的存在，却反而正以此项权利之存在及其保存为基础。历来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即使今日英国的“社会主义”亦非例外。恩格斯在《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中所说及的仍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制，亦以其国家为资本国家的缘故，即此国家仍是以私有制为原则的。可是在苏联中，此种权利是被取消了，而且根本与彻底地取消了。生产工具私有制之根本否定，既然为过去资本主义各阶段发展中所没有，那末将它看成为由量变质的临界点，应该不是错误的。

再，导源于这一个根本的否定，苏联迄今保留着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法则与性格，也就形同实异了。价值法则由人控制，商品生产限于局部，而雇佣劳动则根本不是进行于“自由与平等”地位之上。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大苦恼的“罪恶的循环”——危机，在苏联也似乎因计划性而消灭了。

仅仅凭这几点，我们已很有理由不承认苏联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因为事实上有过的国家资本主义，不管是资产阶级国家或工人国家中所曾实行的，都以私人资本的存在为前提，而目前苏联的制度，恰恰以消灭此种资本为目的，并以此消灭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地。

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来源和促成这两种制度的阶级势力不同，乃是主要的原因。苏联是十月革命产生的。历史凭籍了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那双粗壮的手，无情地摧毁了旧俄罗斯地主与资本制度的基础。一次空前未有的大革命在本质上结束了生产工具的私有权，将财产收归了国家所有，而国家则为工人阶级所有。后来，官僚们篡夺了国家，霸占了生产工具，但不曾恢复私有权。正为了私产权之被铲除乃是工人革命的结果，且在现代社会中只能是这个革命的结果，所以托洛茨基以及第四国际，在好长的时期中，认为苏联即使由官僚当权，也还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

经过此次大战，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历史修正了这个看法，即是说，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实行国有财产制。但这并不等于说：国有财产制，取消了私产权的国有财产制，不经过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程度上很虚伪的，不借助于任何非资产阶级的群众力量，由财政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就能够达到了。东欧国家，以及最近的中国告诉了我们相反的经验，他们告诉我们：为要造成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一定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再堕落下来，但却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斯大林主义党的领导，；二、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统治的群众性的斗争。

由大资产阶级自愿或同意的，自上而下的，没有斯大林主义政党参加或领导的，即使有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也仍只能造成法西斯式的或英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绝对不能造成东欧式的或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更不能由此再进一步，造成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当然，历史恰恰到最近的二十年中才造成了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阿德里的英国，罗斯福新政的美国，乃至蒋介石的“官僚资本”，是有共同的客观的基础在。这基础便是列宁所指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个客观历史总因素，这些现象便是“偶然”的了。所以我们必须用这个总因素，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来解释各国的特殊现象。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总因素，只是一般的原因，而不是包含一切与代替一切的原因。各个国家中特殊的历史、社会、政治以及思想原因，会造成特殊的制度，其特殊性所到达的程度，有时是要求我们以特殊的名称呼的。

因此，我们与其是从广泛的榨取与剥削的意义，即根据苏联官僚利用了国家这部机器，霸占了全部生产工具，籍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一点而称它是国家资产阶级；毋宁说，根据他消灭私有资本，同时又敌对工人阶级这一点，而称之为官僚阶级。与其把苏联的现制度看成为旧的剥削社会的最高阶段，毋宁看成一种新的剥削制度的最初形态。与其将斯大林官僚当作新的资产阶级，毋宁把它当作另一种新的剥削阶级。因为，站在集体所有权上面的剥削阶级，与历来站在私人所有权的剥削阶级，究竟是有本质上的差异。

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旧名字，称呼斯大林的新制度，乃是偏重了他残留着的诸性格，忽略了它新添的内容。可是为要了解斯大林主义及其国家的特性，重要的却在于研究其新的而非指出其旧的。也因为这种缘故，我们不愿意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要从别的方面去寻求苏联的性质。

要确定斯大林苏联的国家性质，我们在上面几次说过，托洛茨基最看重两个标准：国有财产只能是革命的结果：官僚不是一个阶级。在前面，我们曾经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第一个标准，并且说，战后的历史要求我们修改这个看法；至于第二点，我们只曾约略地，从三十年代中叶起直到战争期内苏联阶级关系以及官僚特权的描写中，断定官僚已是一个相当稳定的阶级。现在我们将较为详细地研究这一点。因为，如果官僚确是一个阶级，它有自己的来源，有自己生存的特殊基础，有自己的特殊作用，那末，问题就很清楚了，苏联非不但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且也不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

官僚不是苏联才有的。历史上，可说任何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中都有官僚。因为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都不是全阶级直接实行，它必须经过少数代表者，或经过它们所雇佣的办事员。这些代表与雇员，或者就是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者从其它阶级中选拔出来，替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以统治为专业的官僚，其数量，其权力，以及其对本阶级所保持的独立性的大小，是因时而不同，也因地而各异。但是，无论何时何处，我们都不曾见过官僚们自成为一个阶级的。

中国曾经享有过最典型的官僚国家的令誉。由士至仕这一条特殊的为官之道，仿佛官僚与农工商这些阶级真的脱离了关系。再加以威严无匹的官仪与排场，凌驾百姓的官体和架子，更增强了这种印象；中国的官僚似乎曾经构成过独立的阶级。但是一考实际，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些官僚与地主阶级不可分离。他们或者原本就是地主，或者是发迹之后立刻成为地主。西洋的历史上也是如此。罗马时代，官僚就是奴隶主，以及他们豢养的特选奴隶；在中世纪，官僚是地主和他们的臣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中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另一部分雇佣自过时的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官僚，都不曾反对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独立起来，也没有自成一个阶级。

但在同时，我们又不能看漏一个现象，就是随着历史的前进，每一制度中，这些虽未独立的官僚，其对本阶级的独立性，却不断地在增强与加大了。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现象，研究这个现象。不过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仅仅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研究为限。

历来制度的更迭，总以旧官僚统治的被打倒为其突变。每次革命之后，胜利了的阶级起来组织新的官僚统治。在最初，新的总比旧的规模小些，贤明些，所以更得人望些。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情形尤其如此。“廉价的政府”，成为他们的一个时尚口号。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初期的资产阶级政府是颇为“经济的”。譬如英国，据列宁说：“那时（按指一八七一年前——一得）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范——在颇大程度内还没有官僚制度。（见《国家与革命》）”。美国更不必说，独立初期的联邦政府，其非官僚的作风，至今尚为一切“美国生活方式”崇拜者所津津乐道。可惜资本主义没有永远停留在小生产与自由竞争的阶段上，它受着内在逻辑的推动，发展着，变化着，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自由竞争到集中垄断，由生长而极盛，再由极盛而腐烂衰朽。适应着这个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也发展了。所以马克思说：“迄今一切政变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起来而不是把它毁坏。”（见《雾月十八日政变记》）。特别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国家的官僚发展到可怕的庞大规模了。这个官僚制度，不用说，是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产物，其第一个任务在镇压日趋尖锐的革命危机；但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对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大了。

还是在上世纪之末，即当资本主义刚刚踏进其垄断阶级的时候，恩格斯在《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就指出了资产阶级与其雇佣官僚之间的有趣关系。他说“……大规模生产企业及交通工具之转入股份公司及国家手中，显示出资产阶级在这一目的上之毫无用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已由领薪俸的办事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收取款项，剪取息单，在各个资本家相互夺取资本的交易所中举行赌博以外，再没有任何其它的社会职能了。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驱逐工人，现在它就驱逐资本家，把他们，和工人一样，并入于过剩人口之中，所差的，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入产业后备军而已。”

恩格斯在这段话里给我们指出了两个最重要的事实：一、垄断资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全部社会职能，将他们驱入过剩人口。二、领薪俸的办事员，即政治部门与经济部门的官僚，执行着所有的社会职能。依照着这点指示，世界近四五十年来许多重要的政治现象，都不难认识与把握了。资本主义从垄断阶段到国家垄断阶段，使恩格斯上面所指出的那两个事实，越发的明显与完备起来。国家这架机器变得空前强大，“领薪俸的办事员”嚣张跋扈，喧宾夺主，而单纯的资本家则最后地被驱逐了，不过不是被送进产业后备军，而是被送进一切游怠与荒淫的场所，过着极度糜烂无耻的生活，使罗马衰亡时代的贵族生活为之失色。

不论在“民主”或法西斯的国家中都是如此，不同的不过是程度罢了。办事员的地位到处提高，其权力到处加强，他们显然已不满于仅仅领取薪俸，而竟欲自立为王了。

办事员——官僚所以能取得此种地位与权力，一方面，固然由于上述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与国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由于那同一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在以前，当资本主义处在“正常”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阶级分化是依照着两极化形式的。这就是说：庞大的中间阶层中的极小部分上升而为资本家，其中最大部分则破产下降而被送入无产阶级的行列。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说，一方面少数资本家将经济与政治的权力愈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以前的中等阶层——小工业生产者们，商人与食利生活者，手工业者，农民，——一切这些阶级逐渐破产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这样地从人口的一切阶级中补充起来。”（见《共产党宣言》）。这是阶级分化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亦即在上升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形。可是到了它的衰落期，尤其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如果从年代说，即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这个分化过程，一般说来，却是相当改变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十分妨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它的停滞与腐烂，垄断与集中，中等阶层在经济上固然比自来更凶与更迅速地破着产，可是无产阶级的队伍并不相应地扩大着，不但如此，这队伍还相对地缩小着。至于中等阶层中因万一的机缘而爬升为资本家的幸运儿，也是绝无仅有了。这样，产生了两极分化的停止，甚至产生了两极化的反对趋势，即一部分较小资本家降落到中等阶层，另一大部分无产阶级因为永远的失业而变成了简单的赤贫者。那些原来属于中等阶层的人们则已经无产了，但地位还是中等身份，他们谋求进入无产阶级而不可得。社会于是又向着“橄榄形倒退”发展，造成了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一些中间阶层，他们赤贫、无出路、怨愤万分。他们一方面不满意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仇恨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这一原该消灭而反趋向膨胀的过时阶级的残余，在近二三十年的政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反动的作用。

这些中等阶层的日益强大的反动作用，恰恰给那个因资本主义同一趋势所促成的，替资产阶级执行着全部社会职能的官僚等级，造成了一个坚强基础。官僚们中一大部分原本出身于这些阶层，他们懂得这些阶层，了解这些阶层的痛苦与感情，同时，又由于他们的职务与地位关系，一方面有理由看不起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讨厌那些“愚昧无知”而“倨傲不敬”的无产阶级。他们依靠这些无出路与怨恨的“自家人”，受着他们的影响，也有意利用着他们的力量，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增加了自己的信心，发展了野心，他们逐渐不再以“领受薪俸”为满足，他们想根本排除那“过剩人口”的资本家，他们想自立为王了。

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罗斯福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在不同的程度中，都应该归结于上述的社会根源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一点，即不论以莫索里尼，希特勒或罗斯福为首的那些官僚群，不管他们对资产阶级如何不敬，如何独立，如何专横，而究其实，他们始终不曾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同时在本质上，他们正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的与根本的原因乃是：在那些国家中，私有财产权被保存着。他们所进行的“改革”，“革命”或者“新政”，进行于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中，而且正是以保存其中最大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为目的。他们虽然也进行“计划”，并以“国家利益为计划的指导原则，因此他们攻击某些个别资本家的短见与自私，他们有时甚至打倒这些较小的资本家。但因资本主义的根本关系存在，生产工具私有的法权存在，这些口口声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其目的及其实际的归趋，总只是将自己造成为最大的资本家罢了。

至此，我们看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等级的发展，看见了他们的社会基础，看见了他们日增一日的独立性，最后也看见了一个独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能到达的极限。

官僚等级在量的上面是发展了，但没有达到质的变化，没有自成为一个阶级。现在且让我们来看另一种的官僚，即工人国家中的官僚。

我们说过，在苏联存在的初期是没有官僚的。苏维埃的民主制使全体生产者变成了[官僚]。逐渐，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必重复说明他们）。官僚发生了；但他们在本质上还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他们乃是工人阶级派生出来的一个等级。他们只是更远地离开了生产群众，养成了统治者的特殊习气，发展了保守性，享受了较多的权利，逐渐形成了独自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开始对立起来。可是，官僚与生产者之间还保持着来往，特权还不足道，独自的利益也还不明显。他们至多是工人阶级身上的寄生者，他们还不是自在与自为的一个阶级。

官僚们联络了小资产阶级，举行了“热月反动”，并且获得了胜利，依着直线走，官僚们如果恢复了私产制度，最后割断他们与工人阶级的渊源联系，那么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官僚，可是，这又如我们说过，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打倒了昨天的同盟者，依靠在国有财产基础上，将自己的权势大大提高，自己的地位大大巩固，于是形成了一个人群，他们在利益上既不代表无产阶级，又不代表资产阶级，恰恰是为了自己，只是为自己服务的。他们既不成为最大的资本家，也不成为“最大的工人”，而只成了最大的——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官僚。官僚终于成了阶级。何以能够如此呢？很显然，由于国有制的财产缘故。何以有了国有财产制，就能使官僚变成阶级呢？因为这个制度保证了替国家办事的全体官僚能够籍此制度之助，集体的剥削生产者的剩余劳动，集体拥有其剩余产物，同时不能产生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即不能使官僚中的某一些人变成资本家。再者，因为国有财产制使国家的经济统治与政治统治最后地合一了，真正统治者与官僚之间的雇佣关系无从产生，主人与办事员之间的距离也无从发生，二者必然要合一了。这个经济与政治的全能统治者便是官僚阶级。按我们上述资本主义的整个趋势来看，也不能不是官僚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早在五六十年之前，就已经被驱入于“过剩人口”了，而官僚则从那时候起，就已经代他们“执行了全部的社会职能”。

不过，苏联官僚虽然脱离工人，反对工人，高居在工人阶级的头上，但是他们保护着国有财产制，为什么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苏联看成为一个取得了政权的工会？为什么不可以把苏联官僚比做工会官僚呢？将一个取得了政权的工会来比拟苏联，乃是一个惯见的理由，用以说明斯大林官僚并非一个阶级，以及苏联在本质上的无产阶级性。不过很显然，这个看似适切的理由，其实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工会官僚不是生产工具的占有者，他们的地位介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而其存在则依赖于工人的支持，所以他们在根本利益上虽然必然的替资方服务，而在枝节问题上有时还得“保护一下工人利益”。苏联官僚们则自己就是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上的绝对拥有者与支配者，他们的地位代替了资本家，与工人相对立，其生存有赖于对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这一个差别，使得苏联官僚能与资产阶级相比，却不能与工会官僚相提并论了。同时在这一个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官僚不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虽然它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

在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何为阶级，以及阶级与等级的区别，也许是适当的。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一切学究与教授们的胃口，他没有在自己的著作里开宗明义地提出“何为阶级？”那样的问题。“资本论”的最后一章是阶级；但是来不及给下一个定义。马克思就死了。不过这不曾妨碍马克思者正确而充分地了解这个问题。因为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何为阶级”这问题是不言自明的，根据他的思想，回答毫不困难可以得出来。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从列宁那里随便引一个定义吧，他说：

“所谓各个阶级，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见列宁文选》下卷页六二七）。

在苏联，私有生产资料，完全离开生产与劳动的过程，凭利息与利润的名义领得最大部分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是没有了。现在苏联主要存在着两个巨大集团：一个，是在党政官署，军事机关，各大工厂与商店中，各文化与娱乐部门中，那些“办着事”的官僚；另一个，便是在工厂与集体农场中从事实际劳动的工人，这两个集团，无论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乃至他们所领得的社会财富的方式与多寡，都是大大不同的。前者是生产的“组织者”，指挥者，与“秩序”的维持者，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者，在劳动中起着劳心者与役人的作用，藉助于直接夺取或利息（国债与贮蓄的），奖金及其它名义占有了最大部分的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