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有趣的”因素

 

 

葛兰西

 

需要澄清，一般地说，艺术中“有趣的”因素是指什么，具体到散文创作和戏剧，又是指什么。

一般说来，“有趣的”因素随着个性、人群和社会集团的不同而改变。因而，它是文化因素，而不是艺术因素。但由此能够断定它是同艺术毫不相干和截然分离的东西吗？艺术满足生活的需要，所以它激发人们的兴趣，也就是说它本身是有趣的。除了艺术这个内在的特征，即它本身是有趣的而外，一部艺术作品，例如一部小说、一首长诗或一部戏剧作品，还可能具有哪些其它“有趣的”因素？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因素是无穷尽的。但那些“激发人们兴趣”的成分却不是无穷尽的，它们只能是那些据认为直接或间接促使小说，长诗或戏剧或早或迟取得“成功”的成分。一个语言学家可能对皮兰德娄的戏剧作品产生兴趣，因为他想了解，皮兰德娄把西西里方言的哪些词汇、词态和句法因素注入了意大利文学语言；这种“有趣的”因素对剧本的流传当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卡尔杜齐的“野蛮韵律”①对极其广泛的阶层，对职业文学家和有志成为职业文学家的人来说，却是“有趣的”因素；也就是说，它是使作品立即“声名鹊起”的因素，促使成百上千用野蛮韵律写就的诗集广为流传。这些“有趣的”因素随着时间、文化条件和个人的气质而异。

激发“兴趣”的最持久的因素，自然是对“道德”的兴趣，肯定的或否定的，即表示赞同或表示反对。所谓“持久的”，是就某种意义即“道德范畴”的意义而言，而不是就具体的道德内容来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某种特殊意义上的“技术”因素，即以最直接和最富有戏剧性的方式使人领悟小说、长诗和戏剧的道德内容、道德冲突；由此便有戏剧中的“剧场效果”，小说中的主要“情节纠葛”。所有这些因素不必一定是“艺术的”，但也不见得一定就不是“艺术的”。从艺术观点来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无足重轻”，超越于艺术之外；但它们受文化史的制约，因为这个缘故，它们应该受到重视。

所谓的商业文学证实，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和不时发生。“商业文学”是人民－民族文学的一个分支，其“商业性”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它的“有趣的”成分不是“真挚的”、“内在的”，无法同艺术观和谐地融合，它是呆板地从外界搜寻得来，作为保证“一鸣惊人”的成分，用巧妙的方法炮制而成。然而，这至少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商业文学，在文化史上也不应该被忽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一部商业性小说的成就，表明了（有时是唯一的标志）“时代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即在“沉默的”群众中间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观现在占据主导地位。商业文学是不胫而走的“麻醉剂”，是“鸦片”。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可以对或许堪称通俗小说当中最具有“鸦片”毒的作品，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作一番剖析：那些普通公众展卷阅读的时候，谁会不认为自己有着遭受强暴者欺凌的际遇，因而幻想对他们复仇呢？邓蒂斯②为他们树立了楷模，他用自己的发迹使他们“陶醉”，打掉了他们对超然存在的教义的虔诚信仰。

里纳蒂③发表于《今日图书》（1929年2月）的文章值得一读。里纳蒂问道，作品借以激发人们兴趣的那个quid④在哪里，但他最终寻找不到答案。自然，正确的答案是无法获得的，至少说在里纳蒂理解的意义上是如此。里纳蒂寻找这个quid旨在使自己或他人能够写出饶有趣味的作品。里纳蒂说，最近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具有“异常的迫切性”。这是切合实际而合情合理的看法。民族主义情绪有了某种程度的活跃，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提出责问：为什么意大利作品遭到冷遇，为什么视它们为“令人厌烦”之物，而把外国作品吹捧为“饶有趣味”的作品。

民族主义情绪的活跃使人意识到，意大利文学不是“民族的”文学；就是说，它不是人民的文学，它如同人民一样接受外国的统治。形形色色的纲领、争论和探索由此应运而生，但毫无成效可言。看来必须对传统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进行文化－道德的革新，这将导致新文学的诞生。然而，这又恰恰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存在这样的矛盾：民族主义情绪的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