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波：经验验证和通过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对长波的解释

自相牴牾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中，虽然长波理论明明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其理论发端于帕尔武斯，考茨基，范·格尔德伦和托洛茨基[①]），但是自从这一理论被理论经济学家例如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西米安德及杜普列兹所采纳后，马克思主义者却断然抛弃了这一思想。可以从两方面证明这是自拆台脚的做法。第一，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日益失去对显然是工业周期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了解：即不能了解周期与长波的连接方式，因而也无法知道周期的变动幅度。第二，这阻碍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转折点的预知：20世纪40年代末的转折点（这次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向强劲增长）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同样惊人的转折点（这次却导致了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急剧下降）。

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得人们难以否认资本主义发展中这些长波的存在。[②]所有能够得到的统计资料都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把工业产量的增长和（世界市场的）世界出口增长作为关键指标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在1826年—1847年，1848年—1873年，1874年—1893年，1894年—1913年，1914年—1939年，1940（48）年—1967年，和1968年—？的这几个时期中这些指标的平均增长率发生显著的波动，各个相继出现的长波之间上下波动幅度为50%到100%。

这些长波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以及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工业产量中要比在所有单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发展不平衡规律也在这方面起作用。那些尽最大努力来赶上工业化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在长波的停滞阶段也高于平均增长率，例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和20世纪的日本。然而这一事实只能更加突出长波的总体适应性。

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为论证长波理论而引用的主要统计证据（见表1.1）。

让我们增加一些其他作者计算出的统计资料。在表1.2中加斯顿·英伯特（以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计算为基础）计算出世界人均产量指标（指数趋势）。虽然他的有些年代分期法似乎是任意的（减少了波动的幅度），但是这些统计数据证实了长波存在的总结论。如果把1948—1968年期间世界人均产量的猛烈上升和随后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包括进去的话，那么就不难把这些趋势进一步延伸下去。

表1.1 长波理论的统计证据

a．J.J.范杜因，《经济中的高尔夫球现象》（阿森，1979年）第213页，范杜因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看来他是对的。

b．R.德弗莱肖韦（“执政府与帝国，比利时经济的起飞阶段？”《当代历史杂志》1970年第17期）提供了比利时经济的下列年复合增长率：1858—1873年：6%；1873—1893年：0.5%；1893—1913年：4%。

c．这个数字在1967—1979年间下降到7%，而且将继续下滑。《经济学家》杂志（1980年5月24日）估计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1973—1979年间为4.1%，并且估计将会在1979—1985年间下降到3.5%。

表1.2 世界人均产量指标（指数趋势）

资料来源：加斯顿·英伯特《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运动》第3卷。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办公室，油印稿，1956年，第27页。

英伯特对有关世界能源产量的长期趋势的计算是令人感兴趣的（见表1.3）。虽然我们再次表示强烈反对英伯特所使用的年代分期法，但是这些数字同样显著地表现出长波的存在。

不久以前，W.W.罗斯托发表了一部长篇著作，主要论述长波问题，并且包含有大量的统计数据。[③]

表1.3 世界能源产量（指数趋势）

资料来源：加斯顿·英伯特，《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运动》第3卷。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办公室，油印稿，1956年，第32页。

七年前，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证实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波。最近，安格斯·麦迪森[④]提供了一些统计资料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确实，他的计算与我们的多少有些不同。他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6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总体，试图证实其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长波。我们对这种选择方法持有异议，因为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16个国家中的大部分还没有真正实现工业化，因而还未卷入通常的经济周期之中，尽管它们肯定受到经济周期的强烈影响。

他的分期法也和我们的不同，因为他排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几年，这是不合理的，至少对美国来说是不合理的。另外，他把1870—1913年的时期并在一起看作是一个简单的长波，因而就排除了1873—1893年期间的长期萧条，经济史学家们对这一点当然是不同意的。表1.4是他的统计结果。

表1.4 平均年复合增长率

a. 1913—1950年的时期选择至少可以说是任意的。这个平均值把在1940年开始的北美洲经济增长的强劲高涨包括进去，从而低估了1913—1939年间的萧条趋势：帕卡·科皮南（Pekka Korpinen）在他的不久将由芬兰劳工运动的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危机和长周期理论》中，对OECD国家运用了移动平均值法，并且确立了1948—1949年为一个明显的转折点（1948年增长率为1.13%，1949年为5.4%）。这和我们的估计相一致。至于美国，很清楚，平均转折点是1940年。

然而如果我们把非工业化国家从这个计算中排除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在1870—1890年以及1890—1913年这两个期间中得出有差异的结果（见表1.5）。如果我们改变年代顺序来与实际历史运动相一致（即包括1873—1893年的大萧条），区别就转变成2.2~3.2%（即变为50%的数量，这显然很重要）。因此麦迪森的数据与我们的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他的数据没有回溯到1826—1873年的时期，而我们却在我们的计算中这样做了。

表1.5 八个工业国家的平均年复合增长

注:这八个国家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芬兰。

同时，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来追赶长波理论的这个潮流，例如其中包括杰伊·福雷斯特教授。[⑤]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查，那么有关长波理论的就只有两个重要的问题。（1）长波理论是否可以应用到1826年以前的某一时期（1826年是工业品生产过剩的第一次当代经济危机）？是否可以辨认出一个扩张性的长波，例如从法国革命或拿破仑战争时期直到1826年呢？（2）能否从长波理论推断：继目前的长期萧条之后，在本世纪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扩张性的长波呢？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将详细考查第二个问题。

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史学家对第一个问题感兴趣。在英国以外的工业化的有限发展和工业品出口量的限制的既定条件下，马克思本人怀疑人们是否能够把1826年以前的时期说为是一个工业周期。然而，在1790年至19世纪20年代早期之间确实出现过工业发展的迅速前进，以及在随后的25年内这种迅速发展的步伐确实在减慢。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循环模式也在同时期的比利时和法国出现，这两个国家在那个时期是最工业化的大陆国家。[⑥]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关键指标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长波理论与当前其他纯学术理论相区别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拒绝接受经济史学家们在长波的分析中以价格和货币的变动为中心的观点。[⑦]他们并不否认这些变动与对长波的判断有关，而且他们甚至承认货币现象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他们从下列假设开始，这个假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基本规律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源于商品的生产，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它们的最终实现。因此长波的关键指标是有关商品的产量及商品销售的运动趋势。既然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经济波动的真实框架，那么似乎工业产量及世界出口的统计数据显然是两个关键指标。这清楚地表明阿尔特瓦特对我们的长波理论的极温和批评是不合理的。他批评道，我们低估了相对扩张（以及收缩）率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同样，他认为在一个扩张性的长波的开始时期不会存在大规模的储备货币资本的观点很显然不符合1893年（西方国家在长期萧条后出现资本过剩现象，并且这些过剩资本开始大量地向海外输出）或者1940（48）年（马歇尔计划）之后的情景。[⑧]

我自己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这一贡献却受到了误解。有些评论家把它理解为是对那些长波的一个“技术说明”[⑨]。技术革命（我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三次）是工业平均增长率长期高涨的原因的观点与我的分析是完全相逆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只能够是一个资本积累理论，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思想，它是一个利润率理论。无庸赘述，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工业产量平均增长率的突然出现高涨只能说明平均资本积累率和平均利润率的突然上升，因为我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中来考察这些波动的。工业产量长期增长率的突然成倍增加却伴随着资本积累的长期停滞（或者更糟糕的，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逻辑来看是一个荒唐的假设。不难证明：从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观点来看，这个假设也同样是荒唐的。也得不到经验验证的支持。

这个讨论的目的并不是提及一个长期的争论（这个争论进行了75年之久甚至更长的时间）。该争论是关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模”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是否仍然恰当。撇下下面更加抽象的（虽然决不是没有意义或不重要的）问题不管，这问题即那个“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能否被经验和历史所证明，或者该规律是否只是由马克思打算用来指明它可以刺激逆趋势（这些逆趋势是可证实的），但是不能永远刺激逆趋势（所谓的崩溃理论﹝breakdown﹞的争论）[⑩]。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许多专门从事经济或经济周期分析的理论经济学家一般都一致承认在7年或10年的经济周期中会出现平均利润率以及平均资本积累率的波动。在每个周期内，复苏和繁荣阶段有如下特征：预期利润和实现后的利润的提高，并伴随着生产资本积累率的提高[⑪]。严重的危机和萧条阶段有如下特征：实现后的利润率和预期利润率的下降，并伴随着生产资本积累率（即投资率）的下降。

我们将不对这些相互关系的细微差别进行深入研究。像对于严肃的理论分析家一样，对于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来说，这决不是机械的。他们考虑到时间滞后的现象，尤其是投资决策和由此而的导致的产量最终提高之间的时间滞后现象。他们考虑到用于投资的货币资本超过生产资本数量的波动，即社会资本的波动性分配为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即凝固在已生产出来的商品上的资本，也就是存货）和货币资本，包括信贷现象以及利息率的波动。他们考虑到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和供给的波动以及一系列的次要因素。但是那些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趋势的本质变化仍然是生产资本平均积累率的波动。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已经考虑了在两个不同时间框架中的平均利润率的变动：一为经济周期这一框架，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期限这一框架（又是所谓崩溃理论的争论）[⑫]。我们的论点是：为了与全面理论分析和能取得的经验数据相一致，必须引进另一个时间框架。这第三个时间框架应是所说的20至25年期间的长波。这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挑战。拒绝接受这个挑战就是故意无视现实，意味着承认理论无力。

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中至少有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848年后，1893年以后和北美在1940年以后以及西欧和日本在1948年以后）之后，陡然出现了平均经济增长率的长期高涨。然而以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来说明这种高涨是可能的，这一点对一个理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我们已经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业产量和投资的这样的长期增长又同时伴随着利润率的停滞或下降，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经验上是不可论证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框架的真正问题是：尽管在每个经济周期末期出现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以及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的长期下降，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概念性工具能否有可能解释在某特定历史转折点下会出现平均利润率的长期高涨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白无误的“肯定”。我们相信在1848年以后，1893年以后和1940年（48）年以后所发生的确实是平均利润率的长期高涨。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是完全可以置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框架中予以解释的。其理由如下：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几个关键变量是部分自动的变量，它们的相互关系不是机械的。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这么多的曲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精确地说是：通过在不同层次的连续抽象化来曲解他的操作方式（或者如果你乐意的话，通过曲解他不断运用的近似法），马克思的众多评论家和批评家把这些基本变量的机械的相互关联归因于马克思。这不仅与他的体系的内部逻辑相矛盾，而且与他在这个方面所进行的清晰的阐述相矛盾。

一个有关那个方面的很好的阐述是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这是与马尔萨斯—拉萨尔的工资铁律的概念恰恰相反的，这铁律只有在精确的部分自动变量的框架中才能解释，在连贯体系的内部逻辑中起作用[⑬]。这里我们不能详细地分析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来证实我们的观点。我们仅仅是回忆一下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与李嘉图相反，马克思没有把利润率看作是工资波动的线性函数。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波动，剩余价值率的波动以及资本周转率的波动（我们刚刚提到：剩余价值率本身也不是实际工资波动的线性函数）[⑭]。因此利润率所发生的变动不能直接地推断是由于实际工资的变动而引起的。在实际工资上升的同时，利润率可能上升；在实际工资下降的同时，利润率也可能下降。只有通过细查所有的部分自动变量，我们才可以得出有关利润率的当前趋势的结论，才能预测其未来的短期和中期波动。

有人可能认为这背离了我们的主题。但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如若通过说明在马克思体系里各种不同的过程之间是如何进行一种复杂的、辨证的相互作用的（这些不同的过程不是机械地或者片面地事先预定的），那末，我们就会懂得这种必须用来解释平均利润率的突然长期高涨的方法是唯一能解释1848年、1893年以及1940（48）年之后工业产量及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率的突然长期高涨的方法；相应地，反过来，只有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才能说明在1823年、1873年、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发生的经济增长率何以显著地下降。

换言之，剩余价值率的急剧上升，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率的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的突然加剧，或者几个，或者所有这些因素的某一组合就能够解释平均利润率的急剧上升。另外，马克思指出，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影响的诸力量中包括有大量剩余价值的增加和资本流入国家（我们应该加上：部门）。在这些国家或部门中，资本平均有机构成比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工业部门的要低的多。

因此，人们可以在最抽象的理论层次之上得出一个结论：当几个或所有上面提到的五个因素同步发生作用，进而克服前面所承认的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时，就会出现平均利润率的突然急剧上升。这并不是意味着它们抵消了平均利润率的正常周期的上下波动（即，它们消除了正常的经济周期）。但这的确意味着只要相互抵消的力量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和用更同步的方式起作用，它们就可用作对周期性下降的制动器。

相反地，当这些相互抵消的力量相对很弱，并且只有少数（或者没有）力量起作用时，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就是不可抗拒的，其特点是长期的低平均增长率（一个萧条性的长波）或者甚至是一个走向停滞的趋势。这又一次不能消除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周期性上升（即一个正常的经济周期），但它的确说明了为什么复苏阶段将是相对很弱和短期的。

因此，扩张性的长波是指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力量以强烈的和同步的方式起作用的时期。萧条性的长波是指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力量较少，较弱，并且不那么同步的时期。这种现象在某些转折点上发生的原因只有根据导致这样一个转折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固定阶段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才能加以解释。

这个分析必须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才能臻于完善。该解释是有关为什么一系列因素在整个历史时期可以持续起作用和居支配地位，为什么这一系列因素不会很快地由他们自己所产生的经济结果所中立化。例如，为什么一个周期内工业产量的增长率急剧提高不会迅速导致充分就业的状态和给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增加困难，这将会决定下一周期如何发展并且使它比前一个周期在更坏的利润预期下开始，从而阻止了随后几个周期的高增长率的渐增过程？

相反地，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水平的增加，剩余价值率停滞或者甚至是下降、资本周转增长率的明显下降，或者几个或者所有这些因素的某一组合都能够说明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这个分析同样必须由一个原因的解释来加以完善，为什么这样一个下降不会自动产生使利润率的新高涨迅速成为可能的结果（例如，作为经济停滞的结果，在一个周期内为什么没有失业的增加，从而使得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实际工资下降又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强烈高涨，这又从下一个周期开始导致平均利润率的迅猛提高，资本积累的迅猛增加以及经济增长率的迅猛提高）。

对平均利润率中这样的长波的经验验证能够产生吗？虽然对某些阶段尤其是特定国家中的特定部门一直在进行大量研究，但是资料似乎无力显示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整体会出现上述情况。然而这些资料一般没有覆盖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也就不能清楚地显示出我们对经济发展长波的解释。克里斯琴·索特画了一幅日本非农业私人企业在1908—1973年期间的长期获利能力的图，该图清楚地表现了长期的趋势。（见图1）

图1      日本非农业私人企业1908-1973年的赢得性

（该图是以索特的资料改编的。[⑮]）

然而有一个领域即利息率，统计数字很充分，而且的确覆盖很长的时间跨度。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利息率决不是在任何给定时刻都与利润率相平行的。在异常的情况下，利息率会表现出与利润率有很大的偏差。当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伴随着货币或者信用危机（很多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利息率会超过利润率而急升，因为这时实业家借钱不是为了产生额外利润而是保全他们的资本。相反，在严重萧条情况下，利息率会远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为货币资本充足并且工业企业延缓或者停止当前投资计划。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年利息率的长期平均值，偏离正常水平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我们可以设想利息率与平均利润率平行波动，至少在它们的长期趋势中是这样的。结果是利息率的这些长期波动的计算结果显示出它们在大概的轮廓上与我们已经识别的经济发展的长波大致相符。虽然这个相关本身不能明确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长波是平均利润率波动的函数的阐述，但是它肯定大力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长期利息收益

    英国：

         高收益：1798年5.9%

         不能确定的波动:1798年以后直至1812年—1815年

         下降：1815年以后到1852年

         上升：1852年以后到1874年的上升，然后，

         再次下降：1874年以后到1897年

         低收益：1897年2.25%

    美国：

         高收益：1920年5.32%

         低收益：1946年2.19%

                高收益：1974年7.2%（须根据高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

       法国：

         1841年以前：下降

             1852—1873年：上升

             1873—1896年：下降

             1897—1914年：上升

短期利率（每10年平均值）

    英国：1805—1845年：下降

          1845—1875年：上升

          1875—1895年：下降

          1895—1925年：上升

          1925—1945年：下降

          1945—1965年：上升

    美国：1835—1845年：下降

          1845—1855年：上升

          1855—1895年：下降

          1895—1925年：上升

          1925—1945年：下降

          1945—1965年：上升[⑯]

一旦我们清晰地确定了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平均利润率长期波动的理论）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突出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的其它两个独特的紧密关联的特征。

在解释1848年，1893年和1940（48）年的重大转折点之后的平均利润率的突然高涨中，经济之外的因素起关键的作用。由于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不愿接受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经济本身有一个内在机制，通过这个内在机制一个大约25年的扩张性长周期会导致一个同样长的停滞性周期，这又自动导致另一个扩张性的长周期，如此等等。[⑰]

说得更清楚些，虽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能够说明每个长波（一旦它开始）的累积本性，虽然它也能够说明一个扩张性的长波向一个停滞性长波的转变，但是它不能说明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⑱]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增长的不可避免的长期结果（精确地说是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和持续25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之后突然又长期上升，这两者之间没有对称性。这个上升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本身推断出，也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运动来推断。只有在某一既定环境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具体形式（“诸多种类资本”的所有具体形式及矛盾）都发挥作用时，[⑲]才能明白这个上升的问题。这些指的是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及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

1848年的革命和加州金矿区的发掘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突然的质的扩大。中欧与东欧的整个区域，中东和太平洋突然开放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市场。市场的巨大扩展（按比例来说，这可能是自从资本主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对广泛的工业化和新技术革命是很大的刺激。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详叙的那样：从蒸汽机到蒸汽发动机的转变，从手工作业到固定资本的工业生产。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猛烈提高（即相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同样，资本周转率由于运输和电信革命（蒸汽轮船，电报以及在北美和西欧及中欧的铁路建设的增加）和信用及贸易革命（股份公司，大百货商店等）而剧烈地提高。所有这些变化足以说明利润率的强劲、急剧和持久的提高。

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最终瓜分非洲、中东、东亚和中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殖民帝国的或者半殖民地的势力范围，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的质的增长，原材料的相对价格的下降）同样地说明了平均利润率在1893年之后（即从1873年持续到1893年的长期萧条的结束）的急剧上升。再次因为技术革命（电力），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的减慢，伴随着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对平均利润率持久地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

至于1940（48）年的转折点，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中详细地解释了平均利润率的高涨使得资本主义克服了在1914年至1939年间所经受的长期的相对停滞。关键的诱发因素又一次是经济以外的。这一次既不是社会变革（伴随着像1848年后一样的资本势力范围的地理扩张），也不是帝国主义掠夺（就像在19世纪后半叶那样）。这一次主要的经济以外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工人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所遭受的历史性挫折（法西斯主义、战争和冷战以及在北美的麦卡锡时期）。这使得资产阶级强行获取剩余价值率的重大增长（在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以及西班牙，剩余价值率有100%～300%的惊人的增长率；在美国，虽然不那么惊人，但同样，增长率并不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的减缓（1951年后原材料相对价格的下降，美国易于并几乎是垄断性地购买廉价中东石油，自从50年代早期以来固定资本的很多组成部分的降价）和资本周转步伐的加快（电信革命和信用革命，随着跨国公司的出现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剩余价值率的巨大提高足以解释平均利润率的急剧高涨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巨大提高。[⑳]把剩余价值投资到有政府担保利润的军工部门对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已经说过，虽然关键的转折点明显是由外生的非经济因素所引致的，但是它们只是启动了可被资本主义运动方式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说明的动态进程。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像马克思自己所做的那样认为技术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对长波的阐述，和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熊彼特的长波理论相比较，有下列优点，即我们在解释长波及其起源和结束时，不是用25年或者50年期间的所谓“趋向长期成熟的（long maturing）投资项目”这一可疑的概念（很显然，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起到边际的作用），或者，我们也不是用大量的“创新人物”（即由于生物学或者遗传上的偶发事件）的突然出现，而是用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上下波动来解释的。但是一旦这样的一个长波开始，问题又出现了：它怎么样获得动力的呢？为什么它能够自己持续一段时间呢？答案存在于几个不同的层次。

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包括运输和电信）的所有方面的基本技术的彻底翻新。

相对停滞的长波先于技术革命而发生，大规模的创新就不会出现，因为预期利润很低。精确地说由于这个原因，一旦利润率开始急剧地高涨，资本就会发现大量没有应用的或者只是稍有运用的发明，因此就有了物质财富以用于技术创新率的高涨。一项基础技术革命的发生，这本身就已经具有长久的期限。¹⁷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是金融财富，上一时期表示了非生产性投资的新积累的资本巨大地增加（即货币资本储备），这增添了当前生产的和积累的剩余价值的猛烈增长，使得生产性资本积累（即生产性投资）的巨大增加成为可能。

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意味着（至少在第一阶段）已经采用了革命性技术的公司和没有或只有稍有应用的公司之间的生产成本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因为大气候是扩张性的，所以工业的先进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着这些商品的社会价值，劳动生产率高于一般水平的那些公司就会享有巨额的超额利润。对“推动”技术革命的那些“新”工业部门，这一点就更适应了。开始时，商品的社会价值由生产成本最高的公司所决定。换言之，在这些条件下，技术租金抬高了平均利润率，但这并不是以牺牲生产力较低的公司的利益来实现的。

此外，工人阶级在前阶段一般在长波中承受着长期失业的痛苦，（谈判时讨价还价能力下降，并且很多情况下自信心动摇）因此不能利用扩张性的条件（至少不是能立即利用）来追赶上相对工资的下降。相对工资的下降早已是利润率高涨的一个关键因素。实际工资增加了，但是增加的非常慢，一般地至少10年（如果不更长久的话），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比受到技术革命本身的强劲推动的第二部类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要慢。因此，尽管实际工资增加了，剩余价值率仍然持续增加。

另外，扩张的大气候吸引了大批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和贫困的小商品生产者从工业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迁移到都市中心。这就定期地添加了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这使得实际工资的增长处在资本家认为是“合理的”限度之内。[21]

这种情况当然符合1940（48）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长波。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这种移民浪潮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每个先前的扩张性长波都需要对这个移民方面作特殊分析。[22]

因此，所有这些力量一起给扩张性的长波带来动力，并通过几个连续的工业周期使得平均增长率高于一般水平，因为已实现的和预期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上个长波的平均水平。

当然这不是意味着平均利润率会持续高涨，或者或多或少地处在高于一般水平的“高原状态”。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和正常经济周期之间有一个关联。在扩张性的长波中，复苏（upturn）、繁荣和景气阶段持续较长而且更加明显，衰退阶段却较短而且不那么严重。相反，在停滞性的长波中，复苏和繁荣阶段较短，较迟钝，更加不稳定，衰退阶段则持续较长并且较明显。但是在扩张性长波中，的确有衰退（即平均利润率的暂时下降）；同样在停滞性长波里，也有复苏及繁荣阶段（即平均利润率在衰退之后的高涨）。

经验验证可以证实这个关联。沃伊廷斯基为德国的经济发展的两个长波提供了下述资料：在1874—1894年的萧条性长波中，有15年的危机或者萧条，同时又有6年的高涨；但是1895—1913年的扩张性长波中，只有4年的危机或者萧条，同时也有15年的高涨。[23]戈登所提供的资料（见表1.6）为对美国和英国进行精确分析提供了条件。平均利润率的这些上下波动不需要由长波理论来解释。它们完全可以用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或者经济周期理论（像理论经济学家所称的）来解释。但是精确地说，传统的工业或商业周期与长波的联系使得长波理论成为解释每一特殊的工业周期的独特性，更具体地说其振幅的变化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托洛茨基得当地驳斥了康德拉季耶夫把“长周期”这一术语类比于正常的工业周期的做法，这根本上是因为长波的急剧上升的转折点基本上不能用内在经济原因来解释。由于同样的理由，工业周期的长短与长波之间没有机械的对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马克思自己那样）工业周期的长短决定于固定资本的“无形的（moral）”寿命期限（即固定资本大量更新折旧的特殊期限）。固定资本在物质性质上是不能零碎地和连续地更新的。另一方面，像资本主义对新地域的掠夺，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这些影响长波的情况是不能由任何机械学法则——比如大型机械的“无形的”寿命——所决定的。

然而，一旦新长波开始，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即资本主义制度运动规律）必须而且必然控制事件的长远趋势，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否认这些运动规律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是起作用的。如果你相信外部的非经济因素不仅是每50年或60年一次，而且是不断地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那么你就会立即拒绝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分析。[24]

表1.6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和正常经济周期的关联

a  美国在1940—1967年的扩张性长波的下滑阶段平均为11个月，1968—1976年的萧条性长波的下滑阶段平均为21个月。

资料来源：戴维·M.戈登：《滑行游戏艇的上下颠簸》，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纽约，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出版，1978年第26页，W.W.罗斯托：《世界经济：历史和展望》，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323、325、343页。1967年以后时期的资料系笔者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