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法西斯阵营与亲苏派[1]
（1932年9月20日）

　　列·托洛茨基

　　《真理报》继续对德国事变保持缄默[2]。九月九日，它发表了一份西班牙报道。这篇极富意味的文章仅间接触及革命话题，却强光灯一般把莫斯科的政治痉挛照得雪亮[3]。

　　文章写道：「一月总罢工失利后，托派（紧跟几句例行骂街——列·托注）断言革命完蛋了[4]」。实情如何呢？假如确有某些红色蠢货想让革命入土为安[5]，他们与左翼反对派无干。只有当客观迹象已打消任何疑虑，一个无产先锋才有权断言革命形势告一段落。受灰暗情绪支配胡乱臆测，那是可怜的印象主义者，而非布尔什维克[6]。

　　在小册子《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中，我们分析过当地事变的发展线路及速度的各种可能。十月革命走了八个月达至顶峰，但西班牙不必硬套俄国的历史期限。一七九三年，反王权斗争延续四年后，雅科宾党才获得核心权力。那场革命进程缓慢的一大原因，在于雅科宾党直接脱胎于社会转折的烈焰[7]。今日西班牙有类似之处：共和政变初期，西共很弱小[8]。因此（并出于其它考虑），我们判断当地革命可能会较慢经历一系列阶段（含议会阶段）向前发展。

　　当时，我们指出革命的运行轨道由诸多局部跃升与下滑组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指挥艺术，在于不贻误涨潮时分但避免退潮时的强攻。把事变转折期的常见摇摆误判为革命的总趋势，是无产先锋务须避免的首要失误。

　　一月总罢工失利后，西班牙革命转入局部退潮。只有空话大王和冒险家会忽视受挫的事实；把一时衰退视为全面惨败，则是无救的懦夫逃兵。工人先锋总是最后离开沙场；谁敢埋葬活生生的革命，就得面对工人的行刑队[9]。

　　西班牙革命运动有所停滞下滑[10]，有产阵营借势出拳。这不希奇，历次革命都有类似的戏剧场景。输掉一场大会战的群众，往往后退几步陷入静默；较少锤炼的政治领导，常因此夸大失败的程度。上述因素鼓舞着死硬反动分子，构成不久前保皇军人叛乱的内在动力[11]。这伙人民死敌的反扑好似劈面一掌，恰好激起了几分懈怠的群众斗志[12]。类似突变下，先锋领导层常有措手不及的表现。

　　「平定保皇叛乱的过程如此迅速轻松」——《真理报》写道：「证明革命力量并未瓦解。相反，顺利平叛赋予它新的助力[13]，使它（重新）增长」。说得不错，也是文中唯一说到点子上的段落。

　　西共是否让新事变冲得晕头转向？从《真理报》的论述来看，我们被迫回答：是的。上引《真理报》报道的标题是「工人战胜了将军们」。无疑，没有革命工人的反击，事败被俘的就不是王党将军，而是共和总统[14]。换句话说，无产者的英雄热血让有产共和派保住了权力。《真理报》对此避而不谈[15]，却自吹「西共力图使本党与叛乱的搏斗……如此进行，以至不给反革命当局哪怕丝毫支持」。对西共的努力方向，另开话题；先看看西共「搏斗」的结果。尽管当局生怕与王室忠臣闹翻，有产保皇派仍阴谋整垮本阶级的共和派；执政者越巴结王党，复辟集团的叛心越盛。与此同时，无产者走上政治舞台——「工人战胜了将军」。结果呢？王党遭流放，共和旗飘扬。事实面前，怎能否认西共「支持了反革命当局」？

　　从无产立场出发，西共是否应袖手旁观上层内斗？这等于工人先锋的政治自杀（1923年的保加利亚教训[16]）。敲掉复辟势力的同时，西班牙无产者尚无力推翻有产统治，也就使阶级对头（共和党人）客观上得到短暂的工人援助。与1932年的西共相比，1917年8月的列宁派极其强大；但平定右翼兵变后，列宁派仍无立即夺权的实力[17]。拜工人粉碎保皇叛乱所赐[18]，俄国临时政府多存活了两个月[19]。提醒读者：当时革命水兵甚至替冬宫站岗[20]，以防叛军偷袭。

　　西班牙工人阶级已很强，足以粉碎叛乱；西班牙工人阶级还太弱，不足以夺权。如此一来，工人的英雄主义必然客观上——至少暂时——巩固了有产政府。只有脑壳空空、一味用现成词句代替具体分析的共产国际职业评论员，才会否认这一点。

　　西班牙事变也好，德国事变也罢，莫斯科政策的特色[21]就是无视敌对阵营的内在矛盾，即无视活生生的各阶级及利益争斗。共产国际照本宣科地表态说，西班牙的「法西斯」与「社会法西斯」结盟，取代了另一个「法西斯」[22]……简直不知所云！毫不奇怪，当群运压力引发了上层的火并，秉承莫斯科旨意行事的西共只有发晕的份儿。从正确的阶级本能出发，工农大众裹挟着共产党人投入了反王权复辟的洪流。工人战胜将军之后，《真理报》一脸无辜埋头替旧蠢话自圆自赞[23]——夸奖西共行得端站得直，让旁人对共产党是否支持有产政府未生丝毫怀疑云云[24]。

　　从《真理报》的资料来看，西共不仅客观支持了有产当局，主观上也没与后者划清界限。以下是有关段落：「党的各个工作环节与地区组织未能百分之百地清晰显示党的面目，未能百分之百地与——见风使舵的——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共和派展开政治对抗，未能百分之百地澄清党的态度：既反对王党，也反对包庇保皇派的‘共和’政府」。

　　苏共当权派的惯用术语风格告诉我们[25]：「并非所有环节」、「某些地区组织」等等托词无外是思维怯懦的习惯掩护。1928年2月15日，斯大林首次承认富农不是左翼反对派的虚构。如何承认的呢？他在《真理报》上写道：「某些地区」、「某些省份」发现富农的活动。既然错误属于下级执行者，它们也就只属于「某些地区」。类似术语的运用中，党被描绘为单个分支的简单堆砌，毫无内在路线联系。

　　怎样求得真相？以上引报道为例，只要洗掉文过饰非的做作油彩，即能分辨出如下信息：粉碎王党叛乱期间，西共未能「清楚显示党的面目」，未能与社会党人和有产共和派对抗。换句话说，西共不仅帮助过共和派与社民党的联合政府，也没能借机壮大自己削弱当局。

　　对莫斯科全部指示的忠诚执行，让西共长期积弱；这一薄弱性导致无产者在1932年的八月风暴中没法立即夺权[26]。无论如何，共产党有责任参与（也确实参与了）反王权运动；西共属于临时总阵线的左翼，有产共和派位于右端。联合内阁从未忘记展示自己的「面目」——阻碍运动深入，困住群众手脚；战胜保皇将军的次日，旋即掉头迫害共产主义者。亲苏派共产党呢?依照官方口径，它未能高举「既反对王党，也反对包庇保皇派的‘共和’政府」的旗帜。

　　全部关键正在于此。保皇叛乱前夕，西共把各路敌手遍插同类标签骂不绝口[27]。危机来临时，它却与共和派、社民党等等对头打成一片[28]，让反王党斗争的统战浪花吞没无踪。只有对官僚骑墙的本质仍懵懂无知者，会对这一现象感到意外。从理论上说（暂且把翻云覆雨的官样文宣勉强称作「理论」），官僚骑墙路线免遭机会主义指控的诀窍，在于拒绝对各种敌人进行阶级与政治区分。莫斯科的宣传喇叭里，美国总统、德国右翼头目、老牌改良主义代表、殖民地的有产爱国领袖和十月革命的顶梁柱统统被塞进写有「反革命」、「法西斯」和「帝国主义间谍」字样的箩筐里[29]。然而，政治事变的每个激烈转折和新险情，都迫使莫斯科及各国跟班一面与部分敌人混战，同时忙不迭跪倒于其他「反革命」和「法西斯」势力脚下。

　　面对新的战争威胁，苏共当权集团跟在帝国主义将军、自由派政客和殖民地有产分子的屁股后面，附和那些虚伪而充满背叛气味的外交辞令[30]。在德国，共产党议员突然宣布支持社民党，以阻止兴登堡当选总统[31]；换句话说，他们选择了「取小恶而避大恶」的实用立场。在西班牙，危机时刻的西共未能有效对抗有产共和派。难道还不明白，这已非偶然失误或个别「工作环节」，而是官僚骑墙主义的有机缺陷？

　　西班牙工人对上层内斗的果断介入，使革命向前迈出一大步。平叛后，内阁[32]无奈地决定没收大贵族土地，尽管数周前它与类似土改手段水火不容[33]。假如西共看清了各阶级及政治代表的现实区别，假如它预见到了事变的真实进程，假如它抨击揭露了各个对手的真实罪行与过失，会有怎样的结果？结果会大不相同——官方土改新政中，群众会看到西共路线的功劳，并醒悟到自己应更勇敢地追随它的旗帜前进！

　　假如德共自信坚决地落实工人统一战线（全局的发展要求火速落实这一阶级团结的形式[34]），假如德共不是批评社民党（子虚乌有）的「法西斯主义」[35]，而是抨击后者抗衡法西斯阵营以及波拿巴独裁趋势时的软弱、动摇与背信弃义，会有怎样的结果？结果会大不相同——从类似的批评与协同斗争的实践里，群众能学会如何分析与行动，并日渐坚决地认同德共路线。

　　拜共产国际当前政策所赐，每有新事变发生，群众都发现两个事实：有产敌人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党的预言样样相背；危机时刻，共产党把平日教导别人的堂皇原则抛到一边。结果，群众也就谈不上对共产党的牢固信任。目前的西班牙局势存在一个具体危险：官方半吊子土改的政经红利将属于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36]。

　　假设多种幸运条件同时汇集，即便受到糟糕领导层的钳制，工人阶级也可能取胜。但绝顶的好运实在稀罕。无产者应学习在逆境下取胜。与此同时，各国群运源源不断的新经验已证明莫斯科[37]的绊脚石角色。它严重妨碍共运利用每个——哪怕极好的——机遇壮大自己；它使共运难以灵活机动并准确了解敌营、观望者和友军的彼此利益差异。一句话：莫斯科已是工人阶级通往社会革命之路的最大内疾。

　　王子群岛

　　1932年9月20日

　　《反对派公报》N31